從西安清真大寺月碑看寺坊傳統(tǒng)的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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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字:西安清真大寺,阿文月碑,齋戒 smarty:/if?>
- 發(fā)布時間:2015-11-09 17:09
摘要:西安清真大寺的月碑為研究西安伊斯蘭教史具有很重要的意義。本文嘗試從月碑立碑的歷史背景,窺得我國伊斯蘭教寺坊傳統(tǒng)的確立一角。
關鍵字:西安清真大寺;阿文月碑;齋戒;寺坊傳統(tǒng)
回族社會的“坊”是一群彼此間具有共同的伊斯蘭文化之回回民族個體成員,根據相同的價值觀、共同的心理需要和所承擔的共同義務而聚攏在一起,共同居住、生活、生產的特定區(qū)域。念、禮、齋、課、朝是穆斯林的五大功課,其中齋,表示齋戒,最主要的就是每年伊斯蘭教歷9月的主命齋,《古蘭經》云:“熱麥扎乃月中《古蘭經》開始被降世,指導世人,昭示明證,以便遵循正道,分辨真?zhèn)?,故在此月中你們應當齋戒”(2:185)。穆圣說:你們中任何一個人不要提前封來買單月的齋戒,又說:你們且不要封齋,直到看到新月;你們且不要開齋,直到你們看到新月,如果新月被云遮住,你們當算夠三十天。而伊斯蘭教使用的是太陰歷,與中國傳統(tǒng)的農歷是有出入的,因此在具體的宗教實踐上就有了關于齋戒時間的爭議,為此出現了記載關于觀月問題從而確定齋戒起訖時間的碑刻即月碑,現文本記載的月碑有很多,其中以西安化覺巷清真寺阿文月碑最為出名,并且在齋戒起訖爭議方面,《月碑》為清真大寺的寺坊傳統(tǒng)的確立和保持提供了依據。
一、立碑前夕陜西回族狀況
1.回族社會宗教學術的興起
伊斯蘭教在元末明初時期,穆斯林對宗教知識的缺乏是當時整個回族社會的普遍現象。陜西咸陽胡家溝的《建修胡太師祖佳城記》中說當時“經文匱乏,學人寥落,既傳譯之不明,復闡揚之無自”,穆斯林誦讀阿文能力的衰微現象比較明顯。明代后期至1862年間的兩個多世紀是陜西伊斯蘭教發(fā)展的高潮階段,陜西穆斯林生活安定,經濟得到發(fā)展,穆斯林人口不斷增多,同時,這種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也為回族社會宗教學術的興起發(fā)展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胡登洲在陜西創(chuàng)辦了經堂教育,這種教育方式改變了回族“經文匱乏,學人寥落”的狀況,經師、學者、阿訇輩出,和江南地區(qū)的“以儒釋經”相互幫襯,提高了人們認識、理解伊斯蘭經訓的能力。另外,明清之際解除海禁,外來經師來華、朝覲活動、中外交流等活動加強了典籍的流通,穆斯林可以接觸到更多的典籍,在教法的選擇上具有分歧,如早期的連班獨班之爭、齋戒起訖時間等。
由于外來經師來華、朝覲活動、中外交流等活動導致典籍的流通增加,出現了不同的觀點如早期的連班、獨班之爭、海文軒起開始的晨禮后不念作證詞、確定齋戒時間等等。
2.齋戒起訖時間的爭議
清初,西北地區(qū)已經出現了不同的教派門宦,西安作為當時經堂教育的中心,全國各地不同教派的經師慕名到西安求學,如胡門門宦的胡子太爺曾在西安化覺巷求學3年之久,和他一起的還有河州畢家場門宦的第三輩教主馬達伍德、東鄉(xiāng)白莊門宦的某教主等幾個同學。
龐士謙阿訇曾在《埃及九年》中寫到“回想國內入齋,又不知鬧到如何的分歧了,入齋一事本甚平凡,在各回教國家,皆取決于政府法庭,或教法委員會和天文臺之決議。我國向無宗教統(tǒng)一機構,于是各自為政。有些不懂歷法的人,又不肯依從他人,自出新轍,所以開齋日期竟有差四五日者?!瘪R在淵也曾寫道“胡子太爺在東鄉(xiāng)的看月紛爭中化險為夷”中國穆斯林在發(fā)展過程中將看月與中國農歷相結合,造成了不同的看月準則,其原因主要有三:“由于有幾位教學法家把圣諭解釋成了1年12個月都憑看月”,不見月全滿30日;而是由于不知道回歷已經通行各回教回家,并且在中國明朝用過回歷260余年,三是不知道回歷怎么用,干脆依靠中歷,乃有老初二、老初三。各經學家根據自己對教義的理解和參悟,針對穆斯林齋戒時間問題,提出自己的觀點。如河南的黃巴巴、山東的馬衡福等阿訇遵循見月閉、見月開。舍蘊善“十八條”革新中也有“主張見月封齋、見月開齋,而非按農歷確立老初三或者大月初二、小月初三等傳統(tǒng)”。針對當時對齋戒時間的爭議,西安清真大寺以立月碑作為本坊齋戒的憑證,并以此形成了自己的寺坊傳統(tǒng)。
二、月碑的建立
月碑的建立經歷了黃巴巴的到來與改革努力,馬英武(即下文中提到的勇武馬爺)的反對,后再次改革,后其弟子楊尕咀堅持,到西寧馬(小西寧)時確立月碑。
馬伏海的《穆納給布》寫到:“乾隆二十年,我老滿拉到了西安的大寺里,他們說:康熙二十年,河南的黃巴巴到了西安,他把西安的大月初二小月初三改成了見月閉、見月開,他把沙目之后開改成沙(目)之前開,他把哈米得乎改成了哈米得嗨。勇武馬爺說:你把我的先人的一千年的古教改了的時候,我康熙爺皇帝上背本里去。黃巴巴沒改,勇武馬爺沒之后,黃巴巴又改了這三件事情,黃巴巴之后他的徒弟楊尕咀一輩之后西寧馬在云鎮(zhèn)(雍正)十年立了石碑:見月閉,見月開。西安的大平原哲瑪提老是初三,鄉(xiāng)里有大月初二小月初三到如今?!?/p>
另外,《圣源道堂(胡門門宦)》中也寫到:“我老滿拉在西安大寺求學期間,聽那里的老者門說:西安城內十多個清真寺的眾穆斯林在教法教律方面一直堅持格底目的遵行,每年逢齋月時,見月閉,見月開,若云曚不見月時必須數夠舍爾巴訥月的三十天,則是大盡初二、小盡初三……這都是由穆罕默德圣人和他的一些索哈白立行扎根的,直到現在已有一千多年了,從未有過一點變動?!薄安恍业膯栴}竟然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丁酉年間發(fā)生了,當時本坊教民將河南的一個阿訇,人稱”黃巴巴“被聘請為本寺伊麻目,他任教后不久,每次在主麻上演講臥爾咀時逐漸倡導什么”尊經革俗、憑經立教“等。他的企圖是首先在西安城內將大盡初二、小盡初三改為見月閉、見月開,或初一閉、初一開,或初二閉、初二開,……”后遭到勇武馬爺等人的反對而終。馬爺在康熙二十五年無常后,黃巴巴等人“強制性改竄古教的教義,并推行新生的教義活動,非常遺憾,格吉木派的一些教法教義就在那敗類--黃巴巴及其同謀的強行推行下亂套了,一千多年的古教傳統(tǒng)被他們擾亂了……”尊經革俗,棄古立新,尊重圣賢,但不以其作媒介“而求世賣教,遺臭萬年,萬劫不復?!??!包S巴巴無常之后,其徒弟寧夏固原的楊尕咀(”尕咀“是專長于伊斯蘭教法經典的尊稱),名楊聰阿訇于雍正年間(1723-1735)任教并奉行了他的新教儀。楊尕咀(于乾隆廿一年無常)之后其徒弟”小西寧“(名諱不詳)阿訇繼續(xù)宣傳新教儀,而且他在雍正十年(1732年)戊子年三月(伊歷三月)間,在該寺撰寫了阿拉伯文”月碑“一座,”。
上文黃巴巴應該是湖南的皇甫經,據《經學系傳譜》記載馬明龍傳湖南的皇甫經,皇甫經先生曾經在西安設帳,皇甫經傳弟子固原楊氏兄弟。另外《天方正學》中《黃真人墓志》稱黃巴巴為“楚南人”,“師事武昌馬真人”,“真人歸于西安”。上文中提到的楊尕咀為黃巴巴的弟子,現在西安清真大寺內有一塊碑,名為《楊先生碑文序》記載“乃我教讀楊先生,諱聰者,籍屬固原……西安大寺禮請開學……”,楊尕咀即是楊聰,對照《經學系傳譜》中的記載,皇甫經先生的弟子楊氏兄弟為固原州李旺堡人士,楊尕咀應為楊聰。在馬正明的《圣源道堂(胡門門宦)》中寫“據史籍記載:當時任教的阿訇是寧夏固原的,姓楊,名聰,號稱楊尕咀阿訇,其后是其徒弟”小西寧“阿訇”,所里這里的河南的黃巴巴應為原文小經翻譯錯誤。黃巴巴與云南的蔡巴巴都師從于馬明龍先生,馬明龍為朱仙鎮(zhèn)古行十三條的制定者,但是在古行十三條中并沒有關于齋戒時間看月問題,黃巴巴到了西安之后,也只是改革了三件事情,并最終立碑確立下來,說明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地方。馬明龍在當時中國穆斯林存在爭議的時候即使表達了保守的態(tài)度,在某些方面也具有革新的思想,在十三條中并沒有把看月問題指出來,說明在這一爭議中至少不是嚴格遵守伊斯蘭教傳統(tǒng),可以有革新的空間。
同時上文還提到了“勇武馬爺的反對”和對黃巴巴的“敗類”、“求世賣教”“遺臭萬年”等字眼的描述,我們不難想象當時在西安回族中“黃巴巴”推行改革所受到的阻力,說明在當時西安格底目教派中還是存在很多的差異,用“新教”和“古教”來區(qū)分當時是否接受“黃巴巴”改革,說明當時西安清真寺中已經存在了差異。并且所謂的“新教”最后取得勝利,并以立碑的形式將這種改革成果確定下來以維持這種改革,說明格底目教派作為“古教”并不是一層不變的,也是隨著經學知識的傳播和社會的發(fā)展在不斷吸收新的思想,在不斷的革新。
三、小結
西安清真大寺月碑雖然為立月碑確定齋戒時間,但是這并沒有結束關于齋戒日期的分歧。在《圣源道堂(胡門門宦)》里有這樣的記載:“西安大皮院的清真寺堅持大小盡初三……鄉(xiāng)村里大部分哲瑪提自伊斯蘭教傳入我國以來一直堅持大月初三、小月初二……直到現在(即乾隆十四年)的齋月來臨,我們西安大寺的7個阿訇仍然堅持遵行新教義,即見月開,見月閉,并在昏禮前日朦而食等”在現在咸陽胡登洲墳上的月碑在碑額記載“見月憑證”,這塊月碑是變亂前二十年由胡登洲的九門世徒給他的故鄉(xiāng)渭城大寺的??梢婈P于齋戒時間問題,在西安及附近一直在繼續(xù)。這種影響持續(xù)到今天。曾在西安回坊觀察到,至今還是存在不同的齋戒時間,灑金橋清真寺為“見月開見月閉,如果見不到月就初二開齋”,今年因為陰天沒有見月,所以初二開齋。錦業(yè)路清真寺、廣濟街清真寺也是初二開齋,而清真大寺為“見月開見月閉,不接受外地報月,需有兩人以上見月才可”,今年由于天氣原因初四開齋,因為西安大寺在西安回坊格底目中的“中心”地位,這種主張通過大寺影響了周圍其他格底目寺坊的傳統(tǒng)。
從月碑對西安清真大寺的影響可以看出中國伊斯蘭教中不同寺坊經學傳統(tǒng)的確立特點。在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即使是同一教派的不同寺坊,也可能會在不同寺坊上有不同的傳統(tǒng),一方面,一些寺坊在某個時間點會出現受到某個經師的學說的影響或者掌教或阿訇的影響而去改變自己的傳統(tǒng)做法,另一方面,在改變之后,又會通過各種手段去維護自己已經改過的傳統(tǒng),防止被變更。西寧馬在西安立了月碑之后,又在自己的家鄉(xiāng)立了同樣的碑,碑上刻有:見月閉,見月開,并在昏禮前以日曚而食;禮拜中則念:…哈米德合;伊歷十二月初旬十天內不受戒等“。當時在西安求學的”胡子太爺“在胡門門宦中的關于齋戒時間問題,確定了”遵守見月閉、見月開,若云蒙不見月的情況下,遵行大盡初二、小盡初三,并在沙目之后以星燦而食等原則?!?/p>
中國穆斯林分布比較分散,并且伊斯蘭教在中國發(fā)展過程中又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和地方特色文化相結合,這就導致了各地寺坊在不違背伊斯蘭經訓的前提下存在一些差異,并且隨著伊斯蘭教的發(fā)展不斷革新,這就導致了寺坊傳統(tǒng)的不斷革新和變化,寺坊傳統(tǒng)也就在這種不斷的革新中確立并且盡力以不同的形式保留和傳承下來。
楊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