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奧威爾寫過一篇文章叫《為小說辯護》，文章開頭就說，目前這個時候，小說的聲望極低，大家都非常自豪地說“我從來都不看小說”。不好不壞的小說常常受到冷落，而不好不壞的評論卻受到認真對待。奧威爾說——“如果你寫小說，你的讀者必然比你采用其他寫作形式所擁有的讀者在智力上要差一些?！?/p>

　　前不久，文學評論家哈羅德·布魯姆在《時代》周刊上有一個訪談，他說，我們活在一個視覺刺激的年代，不論電視、電影以至手機、平板，其熒幕都大有殺傷力——它們摧毀人們仔細閱讀的能力。布魯姆說，閱讀能拓展、磨礪思維，使人變得更敏銳更獨立，當今之世，閱讀不再是大眾的追求，而只該由精英獨享。人們在地鐵里看看手機就可以了，文學以后就像古典音樂一樣，只成為小部分人的愛好。

　　很不幸，我關(guān)心小說，喜歡看小說，還自己寫小說，我看了奧威爾的文章和布魯姆的訪談，對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但同時，我又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雖然大家不看小說了，但故事還是有很大的市場。在一個碎片化的時代，人們更迫切地需要講故事和聽故事，以獲得一個相對完整的人生體驗，尋找一點兒人生意義。

　　在保羅·莫瑞的小說《史杰比死了》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主角說：這可不是我所期待的人生的樣子。

　　他的朋友問：你期待的是什么呢？

　　主角回答：聽起來雖然有點兒愚蠢，但我希望我的人生有更多的敘事?。╪arrative arc）。

　　這種訴求并不愚蠢，盡管對外在的觀察者來說，許多人的人生并不構(gòu)成一個完整的敘述，但許多人講述自己的人生——或者在自己的內(nèi)心勾勒其人生軌跡的時候——總是有故事線或者敘事弧的。這個故事要講述他何以成為今日的模樣，西北大學教授Dan McAdams說：“人生故事并不是簡單地映照個體，但它是個體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生故事不只講述發(fā)生了什么事，還要講述這些事為什么重要，又怎樣形成個體身份的認同?！?/p>

　　前不久我坐地鐵到王府井，出了地鐵站，上了一個電瓶車，要去華爾道夫酒店。開車的是一位北京老知青，他先講述他插隊的故事，再講他返城回北京當工人，再講他下崗，講他開上了“黑車”，他說——我就不明白，我開個小車養(yǎng)活自己，怎么就成了黑車。從王府井地鐵站到華爾道夫酒店，不過五分鐘的光景，他已經(jīng)講完了他的人生故事并且列數(shù)了最近被查處的幾位大貪官。他提供了一個完整的故事脈絡(luò)，在大貪官和升斗小民之間，構(gòu)成了一個巨大的沖突。

　　當然，生活中也有幸福感充盈的出租車司機。我有一位女性朋友，有一次乘坐出租車，那位司機頻頻追問姑娘的隱私，比如婚否有無男友等等，其認真和專業(yè)，完全可以從事刑偵工作。姑娘被問急了，就虛構(gòu)了另一種悲慘的人生，講自己怎樣被男人拋棄，以滿足司機痛心疾首關(guān)心與勸誡的愿望。而后司機就講述自己的兒子和兒媳是多么幸福，當年如何戀愛，他展示手機中兒子兒媳的照片，鄭重地說，人生看起來很長，但實際上又很匆忙，必須找一個人共同度過并相互見證。兩個人在出租車中完成了羅蘭·巴特的泛虛構(gòu)的教誨，突破了真實與虛構(gòu)的界限，我相信那位司機師傅理解索緒兒的理論，我們所說的或所寫的一切均為虛構(gòu)，因為并沒有詞語的字面意義這回事，知覺總是被語言所編碼，語言總是比喻性的，而知覺從來不準確。

　　當年，米蘭·昆德拉在巴黎也遇到過一位愛講故事并且要寫書的出租車司機，他把那一段交談放在《笑忘錄》中，他說，普遍的孤獨會導致“著書癖”的產(chǎn)生，而集體“著書癖”反過來又增強并惡化了普遍的孤獨感。每個人都用自己寫的東西把自己包圍起來，就像用鏡子做成墻把自己封存起來、與外界隔絕一樣。

　　今天，如昆德拉所預言的一樣，許許多多的人將能量耗費在無用的活動中，繁榮的媒體平臺激發(fā)起非常多的表達的欲望。大家生活在一個虛張聲勢的環(huán)境下，每一個人都害怕會被冷落，都在拼命講述自己的故事。

　　文/苗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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