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七世紀登陸澳門的葡萄酒

　　澳門在享用葡萄酒方面，直至四五十年前都處于領先香港和內地其他沿海城市的位置。從更長遠來看，這種健康的習慣也是近來才被華語國家廣泛地接受。歷史上的“海上絲綢之路”除了使得絲綢、瓷器得以流通外，同樣也形成了一條“葡萄酒走廊”，為中國帶來新的享樂方式。

　　人類是陸居動物，同時又是最早的遷徙者之一。當人們在大陸間遷移的時候，經常會在甲板上度日，漂洋過海以到達遠方。時不時地喝點酒精飲品，比如說葡萄酒，在為期幾周甚至幾個月的長途航行中就顯得尤為重要。根據遠古的文字記載和考古發(fā)現，尤其是在那些記載了穿越地中海的交通和貿易的文章中，酒在船上的廣泛應用確是鐵證如山。無論商人還是貴族，船長還是水手，軍官還是普通士兵，強壯的男人還是美麗的女人，都有在其中分一杯羹。

　　無論是用于日常飲用、娛樂活動、宗教祭祀還是其他慶典，葡萄酒和烈酒在航海中的應用已不再局限在古希臘、古羅馬的世界。顯然，維京海盜們很喜歡強力酒精飲品，英國的戰(zhàn)艦和海盜船上滿載著威士忌，而朗姆酒是大量生產糖的加勒比海上最受歡迎的飲品。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工人則在他們前往亞洲的路上，飲用啤酒和其他飲品。有時候，阿姆斯特丹出發(fā)的船也會載有伊比利亞的葡萄酒，這些酒去到歐洲西北部的時候還可以被拿到不同的市場售賣。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首批定期大批量把葡萄酒販賣到新世界以及亞洲海岸的歐洲國家。15世紀末，當哥倫布啟航橫渡大西洋的時候，就帶了大量的葡萄酒。當時，亞速爾群島（葡），馬德拉島（非）和加納利群島（西）已經有伊比利亞人居住。這些島嶼上溫和的氣候和土壤十分適合農作物和水果的種植，其中一些地方還很適合葡萄的生長。后來，來自馬德拉島的葡萄酒成為歐洲很多地方甚至兩大美洲的搶手貨。亞速爾的葡萄酒，盡管質量不高，也在早期階段在巴西被大量用作日常飲用。這些來自馬德拉島的葡萄酒產品之所以大獲成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們的耐熱性。

　　從歐洲出發(fā)到亞洲

　　葡萄牙的帆船從里斯本出發(fā)，在前往亞洲的路上，總會偶爾停靠在一兩個大西洋島嶼，或者巴西最東端的港口，稍作休息再繼續(xù)航行，經過大西洋南部然后繞過好望角，到達東非，印度的西南部，斯里蘭卡，馬來西亞西海岸的馬六甲海峽，最終到達澳門和日本。這些令人疲憊的航程通常會持續(xù)好幾個月甚至整整一年，他們自然會帶上各種各樣有價值的產品，其中就包括葡萄酒。西班牙的船只通常取道墨西哥，通過太平洋進入馬尼拉海岸，船上也載有葡萄酒。從16世紀末開始，這條走廊已經成為往來亞洲貿易的常規(guī)路線。跨越大洋的全球化現象與國際網絡的形成密切相關，并且與葡萄酒的全球運輸也是分不開的。

　　歷史學家在研究亞洲航海史的時候往往很注重研究一些貴重商品的交換，比如絲綢和白銀，黃金和麝香，珍珠和香料。但它們僅僅是故事的一部分。高價值的商品僅占用傳統(tǒng)航海船只有限的儲存空間。大甕子以及各種裝著日常所需品的容器，通常需要更多的空間。這些日常所需品包括：餅干、腌制的肉類、風干的果蔬、活的家禽、橄欖油，以及大量的水和葡萄酒。船員們把這些物品儲存在船艙較低的位置，作為壓艙物，而那些輕的、貴重的商品則需要被放在船艙內安全又干燥的地方。全世界的航海博物館都有展示船模型，這些船的模型記錄著船上貨物放置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到長長的一列貨箱：木箱子、木桶和巨型陶罐。所有的容器被放置在甲板下的不同層次，都有記錄在案和標注。葡萄酒，毫無疑問地占據了船艙的不少空間。

　　根據文獻記錄，各種各樣的伊比利亞葡萄酒被輸入澳門和日本。葡萄牙人從16世紀初到30年代一直都活躍在日本九州島。那時候荷蘭人是唯一合法出入長崎島的歐洲人，伊比利亞葡萄酒和荷蘭乳酪長期提供給日本當地的小型外國團體和居民。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日記等文件里，有關于這種進口商品的參考數據，有的甚至還會暗指出葡萄酒的質量。這些日記記錄涵蓋了日本長崎、中國臺灣（1662年被鄭成功收復）、以及公司在亞洲活動的中心巴達維亞（今天的雅加達）。

　　葡萄酒治愈心靈

　　經常性大量飲用酒精飲品，有助于水手們克服長途航行帶來的精神上的空虛寂寞。特別是在開闊的大西洋上，或者在印度洋的中央，風和日麗又無所事事。同樣，烈酒也使炮手和水手們在遭遇不懷好意的敵艦時勇敢反擊。再者，在葡萄牙人于亞洲海岸線上建立的小型防御性質的殖民地上，進口的葡萄酒也經常被消費。購買者包括富裕階層、傳教士、普通市民和仆人等，有時甚至還會包括所謂的奴隸。這些所謂的奴隸一般一輩子生活在中等溫飽水平，與歐洲或者大亞洲王國內的普通農民生活相比較，這些奴隸的日子過得更為舒適。1622年，當荷蘭與英國的艦隊侵入澳門的時候，是那些喝得微醺，深色皮膚的人，成功地捍衛(wèi)了這個港口的居民，避免了澳門被侵占的厄運。而他們也許來自非洲，也許是東南亞土著。在這個層面上，葡萄酒在歷史上寫下了自己關鍵性的一筆。

　　另一個故事則發(fā)生在17世紀的臺灣。上文提到的鄭成功，在擊退荷蘭侵略者時倍感壓力。有這么一個說法，那時有一個來自斯圖加特的德國人，是烈酒的狂熱愛好者，也許葡萄酒對他也有同樣的魅力。就是他，從荷蘭陣營轉投到中方陣營，告訴鄭成功制敵的方法。如果這是真的話，那就意味著葡萄酒在臺灣的歷史上也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數以“量”計的葡萄酒

　　葡萄酒的運輸，從里斯本到非洲，從印度到遠東都需要謹慎的準備。我們說不清楚在十六七世紀，究竟哪一種酒在長途航行中最受歡迎，但似乎旅人們對酒精濃度高的飲品興趣明顯更高。因為他們很欣賞酒精的藥物作用，而且也清楚濃度高的酒精飲品能存放更久。至于數量方面，當時最受歡迎的計量單位叫做aruba。有一個說法是耶穌會的傳教士登上前往亞洲的船時，每人會攜帶6 aruba的酒。由于aruba這個單位在不同的地區(qū)存在巨大的差異，上述的量大約等同于今天的150-450升。在當時，人們認為6 aruba的量足夠支撐他們度過一個包括幾次?？康穆L旅程。商人和水手也會分別為自己準備所需的分量。有些學者認為，每人1.5升這個精確計算的平均每日消耗量是那個時期的標準數據。不管如何，仍還會有多余的存貨被賣給其他旅客，或者隨意地分享。有時，這些漂洋過海的人會把水摻進度數高的葡萄酒里面，尤其是當水不再新鮮的時候。一艘從里斯本出發(fā)，載有六七百人的船，一般會配備有好幾噸的水和葡萄酒。

　　除了使用aruba作為計量單位外，商人在酒精飲品的交易中，尤其是在大西洋市場上，通常也用“管”和“桶”來計量。除去一些例外情況，粗略估算，“管”大約相當于25 aruba，而“桶”比6 aruba多一點點。那些由葡萄牙海外機構訂購，不被個體在旅途中消費的葡萄酒，通常是用“管”來計量的。

　　澳門和海上“葡萄酒之路”

　　澳門有每年進口葡萄酒的傳統(tǒng)。這些存貨多數留在了澳門。但有時候，少量存貨也會流入內地和日本的傳教士手中。這些葡萄酒被他們用于個人消耗或者節(jié)日慶祝。很多在遠東的歐洲人已經習慣了當地的美食，但進口的葡萄酒和乳酪，無論對于中國大陸的神父還是澳門的商人和行政人員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對于許多澳門人來講，飲用葡萄酒是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環(huán)節(jié)，是當地文化的一部分。這個習慣一直保存至今。確實，在享用地中海美食方面，無論是橄欖還是葡萄酒，直至四五十年前，澳門都處于領先香港和中國其他沿海城市的位置。

　　從更長遠來看，這種健康的習慣也是近來才被華語國家廣泛地接受。毫無疑問，歷史上，號稱途經印度和歐洲，連接澳門和遠東的“海上絲綢之路”除了使得昂貴的絲綢、瓷器得以流通外，同樣也形成了一條“葡萄酒走廊”，為中國帶來新的享樂方式。

　　文/Roderich Ptak（德國慕尼黑） 編、譯/陳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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