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 璐

　　阿格雷性格直率，朋友們都很喜歡她。然而，當她回憶起那件事時，依然感到震驚。“當時我和朋友在喝酒，她提到巴黎要舉辦一場大型活動，正在招募工作人員，她申請了一個職位。我很好奇，想知道這種工作能賺多少錢，就直接問了她。”

　　結(jié)果，這顯然不是一個好問題。朋友臉頰泛紅，沉默不語，氣氛變得十分尷尬。她最后勉強說了一句：“我不會回答這個問題。”雖然杯中酒滿，但對話卻難以為繼。

　　這就是法國。在這里，工資是一個禁忌話題。無論是朋友聚會還是家庭聚餐，人們可以輕松地聊起財務困擾或慶祝升職，但工資的具體數(shù)字卻絕口不提。“只有幾個最親近的朋友和同事知道我的工資，但我絕對不會告訴家人。”在巴黎從事活動策劃工作的奧雷莉說。而24歲的讓則恰恰相反，他只把工資告訴了父母和兄弟姐妹。

　　這就像一個悖論。我們每天工作謀生，工資是我們預期的回報，決定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既然如此，為什么大家如此忌諱談論工資？這種根深蒂固的禁忌從何而來？社會學家雅尼內(nèi)·默敘–拉沃認為，答案已初見端倪。“談論工資，就是談論金錢。”默敘–拉沃說，她曾做過關于金錢的調(diào)研，“有些受訪者對其他話題都愿意暢所欲言，但當我問及工資時，他們卻覺得被冒犯了，甚至指責我不該問這種問題。”

　　確實，法國人不愿透露自己的收入，這是由來已久的傳統(tǒng)習俗。默敘–拉沃分析道：“一方面，幾乎所有法國人往上數(shù)三代都是農(nóng)民，而農(nóng)民忌諱談錢，講究財不外露，擔心被賊人盯上。而且，農(nóng)民省吃儉用，這樣在收成不好時才不至于餓肚子。自給自足是農(nóng)民的生存法則。另一方面，宗教信仰在窮人中影響深遠，尤其忌諱炫耀財富。相反，盎格魯–撒克遜國家受新教影響，認為金錢是上帝的恩賜。美國人崇拜白手起家的創(chuàng)業(yè)者，他們能自然地問出‘你賺多少錢？’”

　　| 價值問題 |

　　實際上，部分法國人如今已不再談錢色變。項目經(jīng)理弗洛里安說：“我愿意談論自己的工資，不覺得羞恥。我不理解為什么有人認為工資是禁忌。生活壓力已經(jīng)夠大了。”不過，弗洛里安也不是毫無顧忌。如果知道對方收入比自己低，她會有所收斂，避免透露自己還想掙得更多，以免讓對方難堪。

　　嘗試談論薪酬的人們常常遇到尷尬的情況。27歲的安娜說：“我有兩個很要好的朋友，我們無話不談。前幾天，我們聚在一起聊到了各自的工作。猶豫片刻后，我們決定說出自己的薪資數(shù)字。沒想到，其中一人的工資比我和另一個朋友低得多。他似乎很受傷，變得咄咄逼人。他對我說：‘你只是個銷售，而我是法律碩士。你憑什么掙得比我多？’我們試圖安慰他：‘可你也有其他好處，比如工作時間短，假期多。’但這么說也無濟于事。后來，我們雖然和好了，關系卻再也回不到從前。”

　　心理學家塞巴斯蒂安·奧夫認為，“法國人對工作非常上心。我們通過工作（工資、職級、上司的評價等）贏得認可，而工作成果以工資體現(xiàn)。因此，我們會覺得這筆錢代表了我們的內(nèi)在價值。然而，制定工資的人從來無法做到真正客觀。如果想保護每位員工的自尊心，最好防止大家將工資拿出來相互比較。”心理學家諾埃米· 勒芒進一步指出，“每次談論薪資，情緒都會變得難以控制。如果比他人掙得多，會覺得自己碾壓了別人；如果掙得少，會覺得自己價值低，不懂得談判薪資。”創(chuàng)業(yè)者讓說：“我不談論工資，因為我受不了別人以工資評價我。前段時間，我犯了個錯誤，把現(xiàn)在的收入告訴了一個老同事。而他的回復使我明白，我賺的這點錢太少了，我應該爭取更多！”

　　| 不平等與公開透明 |

　　為企業(yè)做顧問的人類學家瑪麗·勒貝羅勒說：“顯然，我們最不愿意向同事透露工資。大家都希望自己賺得比別人多。而另一方面，對于員工來說，與公司談判薪資及要求漲薪其實并不容易。”弗洛里安說：“我不敢向老板要求漲薪。工作十年來，我只主動要求過一次，其他時候都是每年等普調(diào)。但其實我也很頭疼。我現(xiàn)在的崗位具有戰(zhàn)略意義，完全配得上更高的工資。但我老板天天把‘財務困難’掛在嘴邊，讓我很有負罪感，覺得不應該提加薪。”

　　不敢提加薪，背后有許多原因，比如負罪感、擔心被回絕等，尤其是女性。勒芒解釋道：“長期以來，女性的工作就是照顧家庭、養(yǎng)育孩子，而這些工作是沒有報酬的。今天的女性雖然進入了職場，但社會依舊會對索要高薪的女性評頭論足。”

　　勒貝羅勒認為，所有這些不可言說的禁忌只會加劇薪酬不平等。“工資保密，這正合老板心意。”32歲的埃米莉是一家大型企業(yè)的公關專員。五年前，因為實習生的工作失誤，她意外得知了同事的薪酬，驚訝地發(fā)現(xiàn)了大量不平等現(xiàn)象。“公司里工資最高的女性也只排在全體員工的第100位；新高管的工資恰好是前任高管的一半；我是團隊里工資最低的，但經(jīng)理卻一口咬定并非如此。”從那以后，埃米莉開始相信，薪酬待遇應該公開透明，所有員工都有權(quán)了解公司真實的工資水平。

　　法國政府部門的薪酬待遇高度標準化，極為透明，而私企則不然。20世紀60年代，塞梅多集團成為推崇薪資透明化的先驅(qū)企業(yè)。2018年，法國政府也開始關注這一現(xiàn)象，投票通過了修訂法案，推動企業(yè)公開平均薪酬。勒芒認為，“薪酬透明化尚未成為社會主流趨勢，我們距離這一天還很遙遠。而且，沒有人知道這么做對于企業(yè)及員工而言是否真的有益。如果薪酬真的公開透明，那么每個人都會盯著同事的工資，或許會產(chǎn)生執(zhí)念。”

　　奧夫指出了一個現(xiàn)象，“年輕一代與工作的關系早已發(fā)生了巨大改變。許多學歷出眾、身居要職的人紛紛離職，轉(zhuǎn)而從事更適合自己的工作，工資往往低得多。他們打破了社會對成功人士的固有認知。”這種主動為自己降薪的現(xiàn)象，社會不但接受，甚至提倡。在此社會背景下，法國人是否能不再執(zhí)著于工資上的一串數(shù)字呢？“如果我們更看重自己的價值，而不是拿到手的工資，那么也就無需為掙錢多少而感到羞恥了。”奧夫說。

　　編輯：侯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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