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霞

　　2017年2月27日凌晨，寂寂寥寥滬上居、長期遭冷落的女作家羅洪在上海病逝，享年一百零七歲。

　　羅洪，原名姚自珍，上海松江縣人，生于1910年。據說因喜愛羅曼·羅蘭的小說和洪野的畫作，故改名為姚羅洪，取筆名“羅洪”。1929年從蘇州女子師范學校畢業(yè)后，任松江第一高級小學教師?？箲?zhàn)期間輾轉各地，曾為《正言報》編輯副刊《草原》與《讀書生活》，1947年辭職后改任中國新聞?？茖W校教師。1950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學及徐匯女中任教。1953年秋開始，先后從事上海作家協(xié)會的《文藝月報》《上海文學》和《收獲》的編輯工作。羅洪在個人小傳中說“‘文革’初期，即遭到沖擊和迫害，勒令靠邊，1969年隨作協(xié)全體人員到農村勞動，后轉入‘五七干校’勞動，直至1971年被迫退休”。

　　羅洪1930年開始發(fā)表作品，主要創(chuàng)作小說，先后出版《腐鼠集》《兒童節(jié)》《這時代》《踐踏的喜悅》等十二部短篇小說集，《春王正月》《孤島時代》《孤島歲月》等三部長篇小說，以及散文集一種。2006年出版《羅洪文集》三卷。

　　一

　　對羅洪的研究寥寥可數。以“羅洪小說”作為關鍵詞搜索知網，相關文章總共十七篇，其中一篇探討這位百歲老人的長壽養(yǎng)生訣，另有兩篇是研究考察《文藝復興》雜志刊發(fā)小說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作家隊伍，對羅洪其人有所旁及。1944年6月18日福建永安《中央日報》“文藝版”上署名喬治的《鬼影》一文，介紹評點了羅洪《鬼影》短篇小說集六篇小說，是目前可見的最早的羅洪創(chuàng)作研究，其次就是趙景深先生在1948年4月上海北新書局出版的《文壇憶舊》中的《羅洪》一文。當代的研究者首推臺灣學者鄭樹森。他在1980年和1982年分別發(fā)表了《讀羅洪小說札記》《羅洪是誰？》兩文，認為“在三十年代開始發(fā)表小說的中國作家里，羅洪大概是最被人冷落的一位”。因為和羅洪差不多同時期發(fā)表小說的羅淑、端木蕻良、吳組緗、師陀等，都幾乎在初登文壇之際就成為大家注意的人物，“如師陀的《谷》在1936年得到《大公報》文藝獎。端木蕻良的《鴜鷺湖的憂郁》和羅淑的《生人妻》在1936年間發(fā)表后，立即得到胡風大力推介（見胡風的《密云期風習小紀》）。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在《文學季刊》發(fā)表后，也馬上得到不少知名作家的贊賞。但翻閱了多種比較通行的大部頭文學史（包括港、臺、大陸三地出版的），都沒有找到對羅洪的任何評價”。大陸最早關注羅洪的當代學者閻純德先生在發(fā)表于《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一期的《小說家羅洪》一文中也持相同看法：“這位從三十年代起就活躍在文壇的女作家，長期受到冷落。”

　　羅洪何以被冷落？與其過從甚密的松江老鄉(xiāng)施蟄存先生的一段文字，或許道出了部分原因。1983年7月5日，施蟄存先生應《羅淑羅洪研究資料》（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一書編者特約，寫就的《羅洪，其人及其作品》一文中有如此敘述：

　　我和羅洪很熟，但一點也不了解她。羅洪在當時已是一個女作家，但我一直以為她是朱雯的妻子。我到她家里去，是訪問朱雯，不是訪問羅洪。羅洪雖然在一起談話，我始終以為她是在做一個善于款待客人的家庭主婦。在松江的那一段時期，大約有七八年，是我們過從最密的時期，而我對羅洪的認識卻是如此之膚淺。說一句自我解嘲的話，這應該歸咎于她不應該是我的朋友的妻子。

　　……在船上十多天，只有羅洪是談話的伴侶，這是我同羅洪單獨在一起的一段時間。但是，我們所談的，也還是家常事或家鄉(xiāng)事，很少涉及文藝。怎么也沒想到她是一位女作家，我所認識的羅洪，仍然是我的朋友朱雯的妻子。

　　我雖然和羅洪很熟，可是又很生疏，雖然知道她數十年來的生活情況，可是又毫不了解。這就是我剛才忽然發(fā)現的情況。

　　若非施蟄存先生親口道來，無法想象這位男性作家竟會對一個相熟的、女性友人的作家身份如此漠視，“她不應該是我的朋友的妻子”之類的理由，如何令人信服？

　　戲曲研究家兼文學史家和作家的趙景深先生，1948年在《文壇憶舊》一書中專文介紹羅洪其人其作，他指出羅洪擺脫了同時期一般女性作家專寫熟稔的婚戀家庭題材的思維定式，不為性別所囿，小說取材十分廣闊，敘事性強、抒情性弱，他對羅洪這一創(chuàng)作特點把握精準，成為公論：

　　向來現代女小說家所寫的小說都是抒情的，顯示自己是一個女性，描寫的范圍限于自己所生活的小圈子；但羅洪卻是寫實的，我們如果不看作者的名字，幾乎不能知道作者是一個女性，描寫的范圍廣闊，很多出乎她自己小圈子以外。……倘若容我說一句臆想的話，那末在我的閱讀范圍以內，以前女小說家都只能說是詩人，羅洪女士才是真正的小說家。

　　……總之，他們的作品雖各有作風和特色，仍顯出是女子的作品，使讀者看清楚了烙印。但羅洪卻不同，除了偶然看見一些纖細的描寫，倘若掩蓋住作者的姓名，幾乎很難猜出這是女作家的作品，特別是與冰心、凌淑華來作一個對比。

　　…… ……

　　我希望作者做一個“女中吳沃堯”，“中國的巴爾扎克”，繼續(xù)在社會小說這一方面努力！

　　中國女性真正獲得解放未滿百年。千百年來，女性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的邊緣化處境，導致女性對時代變遷、社會動蕩、經濟轉型等宏大題材比較陌生，因而自覺疏離；而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tǒng)角色規(guī)定，使得女性對婚姻戀愛和家庭日常比較熟稔，因而家庭人倫婚戀題材，往往成為女性作家創(chuàng)作的集體無意識乃至集體有意識首選。所以，羅洪的創(chuàng)作打破了女性作家創(chuàng)作的固有模式，越出了讀者的期待視野，令人為之一震。

　　二

　　《春王正月》是羅洪的長篇處女作，1937年由良友圖書公司出版。該書的編輯、松江老鄉(xiāng)趙家璧先生，在1983—1984年間寫就的《寫我故鄉(xiāng)的一部長篇創(chuàng)作——羅洪舊作〈春王正月〉》一文中對此書極為感慨頗為嘆服：“當我第一次讀完羅洪這部近二十萬言的長篇手稿時，我簡直不相信她和上述幾位女作家會那樣的不同：她不寫自己，不寫兒童婦女，不寫家庭瑣事，更不寫工人、農民和士兵……以藝術形象，集中而生動地描繪了一幅三十年代初期，發(fā)生在上海附近一個古老城市的舊中國錯綜復雜的社會生活畫卷。我知道作者是一位學生出身，在教學之余才開始踏上文藝創(chuàng)作道路的青年女作家。她對小說中描寫的當時上層社會里有產者們吃喝玩樂、爾虞我詐的商人生活并不熟悉，卻能利用從各方面搜集到的第二手材料，寫成這樣一部深深吸引住我這個編輯的第一部長篇創(chuàng)作。我立刻去信朱雯，同意為羅洪出一個單行本。時間已過了半個世紀……掩卷之余，還是不勝欽佩她當年這股勇氣和毅力。”趙家璧先生認為《春王正月》“這樣一部深刻反映社會現實的長篇創(chuàng)作，雖然不能和茅盾的《子夜》和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相比，但在約五十年前，青年女作家羅洪能寫出這樣一部反映封建經濟解體，民族資本主義抬頭的小城故事，確是難能可貴的”。即使時隔半個多世紀，這位閱文無數的著名編輯、出版家“還是不勝欽佩她當年這股勇氣和毅力”。

　　《春王正月》的故事時間是1935年歲末，主角是緊鄰上海的松江縣城一家著名綢緞莊的程老板。他抵不住十里洋場的誘惑和刺激，夢想通過公債投機輕松賺快錢。事實上，對證券投資一知半解又無雄厚資金的這位鄉(xiāng)鎮(zhèn)小財主，必然輸得一敗涂地，最終幾乎葬送了祖業(yè)老店。小說集中刻畫了程老板在瀕臨破產的歲尾年頭如何做著最后的掙扎：兩家錢莊大額借款的歸還期限已到，十來個店員的年終工錢必須如期發(fā)放，幾十個大小儲戶蜂擁而至的擠兌性提款更得設法應對。而此時他的家庭內部也危機四伏，他輕率盲從造成的巨額虧空，令傳統(tǒng)本分的妻子了無生意服毒自殺，兒子好吃懶做不思進取，還喜新厭舊鬧離婚，內外交困讓他焦頭爛額身心俱疲。《春王正月》刻畫了升斗小民的衣食住行生計生存，反映了鄉(xiāng)鎮(zhèn)經濟的盛衰興?。煌ㄟ^程氏父子兩代的婚姻觀人生觀，折射出個性解放的余波微瀾；而程老板亦步亦趨上海灘實業(yè)家的投公債圈田地，則從側面透露出都市金融圈的手腕和門道。小說依序寫來，詳盡展示了程老板如何絞盡腦汁化解層層危機，他周旋于錢莊老板、儲戶、店伙計以及地保各色人之間，對伙計既籠絡又提防，對地保既威脅又利誘，對儲戶按不同家底區(qū)別對待，對太太也是既勸慰又瞞哄。后來風聞開路規(guī)劃，他又迅即在周邊購進田地，指望公路開通時地價大漲以止損公債失利。如此種種都體現了這位鄉(xiāng)紳的精明強干。螳螂捕蟬，黃雀在后，高層人物一句話就令公路改道，先前沖著開路而來的眾多投資都成了黃粱一夢，大小老板們破產在即，小說戛然而止。

　　當年只有二十四五歲的羅洪，立志把奔競于淞滬汽車道上、熱衷于發(fā)財且向往上海大都市生活的鄉(xiāng)紳、老板等工商界人士“反映到文學作品里來，給這些人物畫個肖像，也算是記下了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側面，一個片段”。選擇這樣的重大題材，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她在《關于〈春王正月〉（代自序）》一文中提到茅盾的《子夜》“大大地開闊了我的視野，也引發(fā)了我的進一步思考。毫無疑問，它對促成我寫作是有著明顯的作用的。當然我也明白，我只能在自己的認識基礎和生活基礎上寫我的作品，好高騖遠是脫離實際的”。羅洪充分接觸詳盡了解松江當地著名律師的日常事務，了解其工商界客戶的經營買賣，著意積累創(chuàng)作素材，所以這部1937年6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的《春王正月》，完全是立足于羅洪自身的寫作基礎，在其經驗和想象力所及的范圍內，成功繪就的近百年前上海大都市近郊風云變遷的生動畫卷。羅洪還出版了《孤島時代》（上海中華書局1947年版）、《孤島歲月》（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版）兩部以戰(zhàn)時上海租界、戰(zhàn)時上海投機市場為背景的長篇小說，雖然存在人物性格刻畫不豐滿、情節(jié)發(fā)展張力不夠等不足，但也足以見證羅洪這位女作家在視野和毅力上心雄萬夫。

　　三

　　羅洪回憶說：“我開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是在1930年，那時我不過是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孩子，涉世未深，學養(yǎng)不足，只因看到當時社會上一些光怪陸離的現象，頗有感觸，便寫了一些文章，不僅敘述了一些事件，也還刻畫了一些人物，就體裁來說便是所謂短篇小說也者的東西。”所以，冷靜觀察人情世態(tài)，捕捉人性的常態(tài)與變異，加以細致的觀察記錄，一直是羅洪的創(chuàng)作理念?！赌罘稹分性缒晔毓训闹苋?，十年媳婦熬成婆，婆婆再把媳婦磨。媳婦受制于傳統(tǒng)禮教，除了忍氣吞聲無法可想；在銀行做事的獨子雖奉孝順為祖訓，但也不愿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呵斥妻子，又不便跟寡母講理，常被夾在兩個女人中間左右為難，日子就在三人的暗斗和苦痛中緩慢流逝?！妒拧罚ㄓ置堵淠罚┲幸越由鸀闃I(yè)的老太太，因為獨生女兒早逝，含辛茹苦拉扯大兩個孫子。她平日里節(jié)儉持家，操持兩個孫子完婚成為她的最大安慰和人生高光時刻。原本以為自此可以安享晚年，誰知孫輩只視她為提款機，瞧不起她又要利用她，可憐的老太太只得重新掛起接生招牌，繼續(xù)那等風險營生。《覃老伯》寫地方一霸覃老伯，頭童齒豁、形容枯槁卻老奸巨猾，暗箱操作買賣壯丁，表面還要扮公允。“哼哈二將”也絕非提線木偶聽任擺布，在狗咬狗的鬧劇中覃老伯頹然落敗?！锻醪着c李四爺》中的王伯炎是飄零的世家子弟，靠變賣度日，架子已倒自尊猶存，李四爺是寄身暴發(fā)戶門下的低級清客，自認為懷才不遇，動輒允諾一朝騰達就提攜王伯炎，他們互相體恤互相寬慰。結果，李四爺被迫充當說客勸說王伯炎出賣祖墳，兩人的情誼在無奈和誤解中一觸即潰?！多従觽儭穭t是通過房東李三爺觀察各色租戶的人生起落。李三爺既瞧不起暴發(fā)戶，又見不得寒磣樣；既自高人一等又動輒跟人攀比；既以大老爺們自居，又時時留意鄰里婦人的閑言碎語；既想堅持原則給奸邪小人下馬威，又覺得好漢不對上門客，架不住閑人們起哄而從眾。描寫形象，躍然紙上。羅洪認為“文藝不是正面的宣傳和抨擊，所以我要寫得輕松一點，因為世界上有很多是含著淚的微笑。但文藝有它本身的作用和價值，輕松決不會削弱它的力量”。因此，纏綿悱惻的愛情糾葛、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空泛理想的浪漫情調，很少出現在羅洪筆下。其實，“在她那幾乎分辨不出作家性別的作品里，依然浮現出她作為女性那種特有的絲絲征狀”。譬如《劊子手》主要寫兩位投機商人大發(fā)國難財，聯手陷害一位方正耿直的擔保人。在悲劇漸次展開時，穿插了一段夫妻吵架的細節(jié)描寫，折射出女性心理的幽微曲折，非女性作家不足以刻畫得如此真切傳神。

　　可是今天早上她無緣無故發(fā)了偌大的脾氣，非但摔去一瓶最貴重的香水，還想摔掉為她定制的一座生日蛋糕，說是他對她不忠誠，她一上三十，便嫌她老了。這真叫林建初哭也不是，笑也不是。他確確實實沒有一點兒嫌她的意念，就在前一天，他還夸說她年輕貌美。人家哪里能想到她已經三十歲呢？至多也不過二十一二的樣子。

　　她一生氣，可把這些話兒全給忘記了。

　　一個女人對于這類事情，往往是特別敏感的，而且敏感得變成高度的神經質，分明她自己知道比實際的年齡年輕得多，可是自個兒不便承認。不承認倒也罷了，往往還謙虛地說她自己已經老了。別人不了解她的意思，事情就容易鬧僵，譬如別人聽了她這樣的話，應當立刻加以反對，如果不是立刻反對，或者不是立即說她怎么樣年輕，她就會不高興。萬一聽的人竟附和了她那謙虛的意見，說她真是有點老了，那就要大大地生氣！今天林太太的使性子，以致夫妻倆斗了一場嘴，完全是出于這個原因的。

　　文中的林太太當年正是憑借出眾姿容成了富商的第三任妻子，年齡和姿色是她全部的資本。眼下她雖然養(yǎng)尊處優(yōu)生活安逸，不免也百無聊賴，逐增的年歲令她頓生危機感。她的口是心非言外之意，其實只是為了測試她在丈夫/異性眼中的分值。她并非無端尋愁覓恨，三十歲生日引發(fā)她的年齡焦慮，她因性魅力而獲得的一切，必將隨著性魅力的減色而喪失。富商太太的微妙心理被羅洪揭示得淋漓盡致。

　　羅洪曾在短篇小說集《腐鼠集》自序中直陳個人創(chuàng)作理念：“這里的十二篇小說，在取材方面，在風格方面，有幾篇是不相一致的。也許有人以為收在一個集子里不大和諧，可是我個人的意見卻以為不然；固然有許多人專寫戀愛故事，有許多人專寫農工生活，要是一定要每個作者這樣做，專寫一方面的小說，那是不可能的。人有多方面的生活經驗，自然也可以把多方面的題材寫下來。我不能專寫戀愛，我不能專為工農們說話，我也不能專憑理想寫下東西。”羅洪始終踐行這一創(chuàng)作主張。

　　鄭樹森在《讀羅洪小說札記》中說：“和新文學時期不少女作家相比，羅洪的作品算是能夠突破所謂‘閨秀派’‘委婉纖柔’的作風，題材也不限于家庭生活、個人情緒等‘茶杯里的風波’。這應該是她比較特出的地方。”如果以五四運動為分界，女性作家真正“浮出歷史地表”剛滿百年。魯迅先生曾在《書籍和財色》一文中調侃：“在醫(yī)學上，‘婦人科’雖設有?？?，但在文藝上，‘女作家’分為一類卻未免濫用了體質的差別，令人覺得有些特別的。”羅洪打破女性作家的創(chuàng)作窠臼和思維定式，努力拓展創(chuàng)作視野，挑戰(zhàn)傳統(tǒng)社會對女性寫作的刻板印象，難不成這反倒使得她難以被歸類，因而被冷落？而決意濾掉創(chuàng)作上的女性標識，在男性作家麇集流連的題材領域內默默地全力耕耘，并以這等眼界這種胸襟努力畢生，難道不正體現了女性身心的真正解放？就此而言，羅洪創(chuàng)作的價值和意義值得重視和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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