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巧榛 圖片來源/網(wǎng)絡(luò)

　　隋唐時期，飲酒習俗在社會各階層廣泛流行。據(jù)《唐六典》記載，專管宮廷酒務(wù)的光祿寺良醞署需要負責供應(yīng)“五齊三酒”，這些特制酒類主要用于國家祭祀和官方宴會。到唐玄宗天寶年間，長安城內(nèi)酒香彌漫，史書記載當時京城酒鋪晝夜營業(yè)不息。朱雀大街兩側(cè)布滿酒樓，西域商人販賣絲綢，文人雅士飲酒作詩，構(gòu)成史書所載晝夜喧鬧的繁華市井景象。

　　“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樂。”在唐代文人的宴席間，酒令不僅是助興游戲，更是一場流動的詩歌盛宴，承載著整個時代的文化基因。白居易的《同李十一醉憶元九》載，“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載，“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歡也。”在韓休墓的樂舞壁畫中，侍女傳遞酒籌的場景生動地還原了當時宴會上流行的酒令游戲。

　　從地下發(fā)掘的考古材料也證明，唐代是一個飲酒成風、酒令盛行的時代。如1982 年在鎮(zhèn)江丹徒丁卯村一座唐代銀器窯中，發(fā)現(xiàn)的“論語玉燭”酒籌筒和五十根酒令籌，這是十分寶貴的唐代酒令資料。

　　這件鎏金龜負“論語玉燭”銀器是盛放酒令的籌筒，筒內(nèi)有鎏金酒令銀籌50 枚，這些酒令籌的形制大小相同，均為長方形，切角邊，下端收攏為細柄狀。每枚酒令籌的正面刻有行酒令的令辭，令辭上半段采自《論語》語句，下半段是酒令的具體內(nèi)容，包括“自飲（酌）”“伴飲”“勸飲”“處（罰）”“放（皆不飲）”“指定人飲”六種，分別規(guī)定了六種飲酒的情況。

　　在清末俞敦培所撰的《酒令叢鈔》中，我國古代的酒令大致分為四大類：古、雅、通、籌。而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國酒令大觀》一書中，酒令被詳細劃分為六大類：覆射猜拳類68種、口頭文字類348 種、骰子類128 種、骨（牙）牌類38 種、籌子類78 種、雜類56 種，總計高達726 種。

　　雅令是中國傳統(tǒng)文人酒令的雅稱，常見類型包括四書令、詩令、謎語令、改字令、典故令、牙牌令、人名令、飛花令等等，這類智力游戲要求參與者既需具備深厚的文學功底，又要掌握豐富的典故知識。

　　飛花令作為其經(jīng)典變體在現(xiàn)代知名度較高，稱得上是最為典雅的代表。飛花令得名于唐代詩人韓翃《寒食》中的名句“春城無處不飛花”。行飛花令時可選用詩和詞，也可用曲，但是選擇的句子一般不超過七個字。比如說，酒宴上第一個人說一句第一字帶有“花”的詩詞，如“花近高樓傷客心”。第二個人要接續(xù)第二字帶“花”的詩句，如“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第三個人可接“春江花朝秋月夜”，“花”在第三字位置上。第四個人接“人面桃花相映紅”，“花”在第四字位置上，接下來可以是“不知近水花先發(fā)”“出門俱是看花人”“霜葉紅于二月花”等。到花在第七個字位置上則一輪完成，再繼續(xù)循環(huán)下去。這種酒令不僅考驗了參與者的詩詞功底，更在酒桌上營造出了一種濃厚的文化氛圍。

　　即席賦詩也是酒令文化的一種，源自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士們飲酒時以詩會友，相互交流。到了唐代延續(xù)了這種文化交流方式，并且由于唐詩流行，因而在宴飲過程中，文士們相互吟詩作賦相贈，或者由主人定下題目，眾賓客作詩相比較，以顯示才華。

　　即席賦詩作為特有的創(chuàng)作形態(tài)，雖不如聯(lián)句苛求嚴整韻律，卻因直面情境、即興成章的特質(zhì)，成為檢驗文人敏捷才思的試金石。這種“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創(chuàng)作模式，催生出了諸多杰作，尤以初唐四杰之首王勃在洪州滕王閣的演繹最具傳奇色彩。

　　相傳，新任洪州都督閻伯嶼重修滕王閣竣工，于重陽節(jié)大宴賓客，欲借機彰顯本地文風，并暗中安排女婿吳子章提前準備詩文，計劃在宴會上“即興”作序以揚名。第二天宴會上，閻伯嶼假意邀請在場文人作序，眾人心領(lǐng)神會皆推辭，唯獨王勃坦然接筆，創(chuàng)作出了著名的《滕王閣序》，其中“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為千古名句，使得滿座大驚，閻都督感嘆道：“此真天才，當垂不朽矣！”

　　通令最大特征在于規(guī)則簡明、互動性強，無需深厚學養(yǎng)即可參與，契合并推動了有唐以來市井文化的繁榮發(fā)展。通令主要包括手勢類、骰子類、猜枚類、骨牌類等等，如射覆、投壺、擊鼓傳花、骰子令等。

　　“射覆”是中國民間近于占卜術(shù)的猜物游戲，射，是猜度的意思；覆，是遮蓋隱藏的意思。最初是在甌、盂等器具下覆蓋某一物件，讓人猜測里面是什么東西。后來在此基礎(chǔ)上又產(chǎn)生了一種間接曲折的語言文字形式的射覆游戲，其法是用相連字句隱喻事物，令人猜度，若射者猜不出或猜錯以及覆者誤判射者的猜度時，都要罰酒。唐代詩人李商隱就精于此道，他在詩中寫道：“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曹，是古代度量衡的一種。分曹，就是將大家分組的意思。

　　如今民間流行的“劃拳”，唐代人稱為“拇戰(zhàn)”“招手令”“打令”等。即用手指中的若干個手指的手姿代表某個數(shù)，兩人出手后，相加后必等于某數(shù)，出手的同時，每人報一個數(shù)字，如果甲所說的數(shù)正好與加數(shù)之和相同，則算贏家，輸者就得喝酒。如果兩人說的數(shù)相同，則不計勝負，重來一次。劃拳中拆字、聯(lián)詩較少，說吉慶語言較多。如“一心一意，哥倆好，三星高照，四季發(fā)財、五金魁，六六大順，七七巧，八仙過海，快升，十全十美”“快得利”“滿堂紅”（或“金來到”）等等。這些酒令詞都有討吉利的含義。由于猜拳之戲形式簡單，通俗易學，又帶有很強的刺激性，因此深得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中國古代一些較為普通的民間家宴中，用得最多的也就是這種酒令方式。

　　花枝令是一種擊鼓傳花或彩球等物行令飲酒的方式。白居易的《就花枝》曰：“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歡娛逐日來，任他容鬢隨年改。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盤呼大采。自量氣力與心情，三五年間猶得在。”宴飲中人們卷起衣袖行酒令，擲骰子時歡呼聲四起，趁著酒興傳遞花枝，全然不顧鬢發(fā)漸白，只求盡享當下歡愉。

　　唐代宮廷與民間都盛行此戲。相傳，唐玄宗時期宮中設(shè)“醒酒花”，專供宴后玩花枝令時使用。這種游戲既保留了古時“曲水流觴”的雅趣，又增添了市井生活的熱鬧氣息。

　　骰子便是色子，中國博戲中六博之一，被視為中國博具之祖，相傳發(fā)明于春秋時期，成熟于晉、唐之間，用以占卜、行酒令或作游戲，是一種娛酒器物。骰子類的酒令以骰子為行令工具。晚唐詩人溫庭筠曾作詩，“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籌令，又稱酒籌、籠籌，是一種借助特制籌子行酒令的宴飲游戲，最初是射箭比賽時計數(shù)的竹木籌碼，后來逐漸被用到酒宴上助興。到了唐代，這種玩法被文人改良，他們將擲骰子的隨機規(guī)則和詩詞典故結(jié)合起來，制作出更精巧的酒令籌?；I子材料有高低之分，富貴人家用金銀、象牙打造，普通宴席多用竹木刻制，形狀多為長方形，邊角打磨圓滑，下端削成細柄。籌子正面刻著令詞，比如一句詩或一種花名，背面則寫明具體喝酒規(guī)則。

　　觥籌交錯令需籌子四十八根，分為甲乙兩組，每組二十四根。甲乙兩組籌的方式、所刻寫的內(nèi)容各不相同，用法也不同。甲組籌子的頂端刻為凸形，籌子通身涂為紅色，籌上刻寫應(yīng)該由誰飲酒以及斟酒的數(shù)量。乙組的籌子頂端刻為凹形，全籌涂為綠色，籌上刻寫飲酒的方法。甲乙兩組酒籌同裝在一個籌筒中。行令時，令官先喝過令官酒，然后舉筒向客，一般來說，從他的下家開始，請客掣取一根紅籌。掣籌后，掣者向席間公布籌上的令辭。假如籌上的令辭是“酌首座者一杯”，那么掣籌者斟滿酒敬座在首席的人。坐首席者接過酒杯，置桌上，在籌筒中掣取一根綠籌，最后按綠籌上所刻寫的飲法飲酒。整個酒席上的人都被串聯(lián)起來，有時單獨喝，有時一起喝，有時還要吟詩表演，場面既熱鬧又帶著書卷氣。這種酒令把禮儀規(guī)矩、詩文雅趣和游戲玩樂糅在一起，既延續(xù)了古代禮器的莊重感，又讓酒宴變得輕松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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