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德海

　　一

　　跟表的十缺其一不同，八書的《禮書》《樂書》和《兵書》都極有可能缺失后補?？偣舶似?，后人續(xù)補的卻有三篇，算得上殘佚嚴重。好在，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給出了八書的總體構思，即“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照現(xiàn)有篇目，“禮樂損益”指的是《禮書》和《樂書》，每一代的禮樂都需要損益調整。“律歷改易”指的是《歷書》，根據(jù)日月運行的變化來調整歷法。“兵權山川鬼神”，“兵權”指《律書》，“山川”指《河渠書》，“鬼神”指《封禪書》。“天人之際”主要指的是《天官書》，應該也包括《歷書》和《封禪書》的部分內容。“承敝通變”指的是《平準書》，根據(jù)不同形勢調整經(jīng)濟政策。

　　書體的來源，劉知幾主張出于《禮經(jīng)》，鄭樵認為起自《爾雅》，章學誠推測跟諸子有關。更有一種看法，則云脫胎于《尚書》，如范文瀾《文心雕龍注》所言：“《史記》八書，實取則《尚書》，故名曰‘書’?！渡袝?middot;堯典》《禹貢》，后世史官所記，略去小事，綜括大典，追述而成。故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即《律書》《歷書》《天官書》所由昉也。‘歲二月東巡狩。……車服以庸。’《封禪書》所由昉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直哉惟清。’《禮書》所由昉也。‘帝曰，夔，命汝典樂。……百獸率舞。’《樂書》所由昉也。‘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谷。’《平準書》所由昉也?！队碡暋芬黄?，《河渠書》所由昉也。”

　　十表追《春秋》，八書擬《尚書》，即便無法一一對應，也不難從中看出司馬遷的勃勃雄心?；蛘咭膊挥眠h溯六經(jīng)，就引《太史公自序》關于八書的幾個說法，就不難看出這卓絕的心思——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為之節(jié)文，略協(xié)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非兵不強，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慎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子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于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

　　注意引文中的“損益”“古今之變”“切近世，極人變”“觀事變”，大概能夠意識到司馬遷的志向所在。阮芝生總結八書的主要內容，并述司馬遷立八書之目的謂：“大體而言，《禮書》講禮義教化，《樂書》講音樂理論，《律書》講律法兵械，《歷書》講歲時歷法，《天官書》講天文星象，《封禪書》講宗教祭神，《河渠書》講地理水利，《平準書》講財政經(jīng)濟。個別視之，八書各述一件專門事情，件件都是專門之學；綜合而論，八書內容宏富，所記都屬朝章國典與大政大法。能知禮樂者未必能察律歷，能究天官、封禪者亦未必能明河渠、平準；今觀太史公之敘八書，卻能總攬并包，推明本始，并及古今之變，可說最為難能。非淹通博貫者，孰能為之？……司馬遷之作‘八書’，其目的在于觀世變，通古今，究天人，有垂法后王之意。故‘八書’實為太史公論治之言，其所記之大政大法，咸與治道或治法有關。”

　　八書中的《禮》《樂》《律》三書雖佚，但后人也常會勉力彌縫，甚至從中看出司馬遷的深意，郭嵩燾《史記札記》即云：“太史公《禮》《樂》二書，皆采綴舊文為之，僅有前序，其文亦疏緩。禮樂者，圣人所以紀綱萬事，宰制群動，太史公列為八書之首，而于漢家制度無一語及之，此必史公有欿然不足于其心者，故虛立篇名而隱其文。”明楊慎則言：“太史公之為《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而于漢文帝尤加詳寫，可謂知制律之時而達制律之意也。”二人從無字處揣摩司馬遷的深心，或許受到了漢明帝說《史記》“微文刺譏，貶損當世”的影響？

　　不止佚失的三篇，即如《封禪書》《河渠書》與《平準書》，很多人也推測出了其中的刺譏之義。清高嵣《史記鈔》評《封禪書》曰：“此書有諷意，無貶詞，將武帝當日希冀神仙長生，一種迷惑不解情事，傾寫殆盡。故前人謂之謗書，然其用意深矣。”稍晚的尚镕《史記辨證》論《河渠書》云：“塞河開渠，所以通漕溉田也。然武帝聽臣下之言，輕用民力，廣興水利，總是一篇侈心。”明末清初的徐枋謂：“作《平準書》而有深痛矣。痛者，痛文景完富之天下，孝武以多欲而敝之也。……太史公既深痛之，故明言之，且切言之，以為人君多欲則多事，多事則多費，多費則天下貧而民俗壞，于是列治亂之效，陳得失之體，使后世知天下雖大，四海雖富，而輕用之必敝也。”

　　上面的引文，只是關于八書的部分結論，說明了《史記》的“微文刺譏”之旨，或許也跟司馬遷的“發(fā)憤”有關。需要注意的是，上面不同的說法牽扯到每個發(fā)言者自己置身的時代，未必適應于任何一個時代的任何一個人，比如，晚清尋求中國富強之路的郭嵩燾就認為，“《河渠》一書，敘漢武通渭、引汾、通褒斜之道，穿洛，而終之以塞決河復禹舊跡，其勤民至矣，而言水利者遂遍天下，此兩漢富強之業(yè)所由開也”。

　　至此，八書中只有《歷書》和《天官書》沒有提到。方苞《讀史記八書》認為《天官書》“特家世所掌，有獨傳其精義者”，而《歷書》所記的歷法司馬遷曾親自參與制定，二者或有更為獨特之處。

　　二

　　提到《天官書》和《歷書》，就不能不提到天。金克木《談“天”》一文，將古代所謂的天看成一個全體：“天不是天空，不是指那個常常變換顏色的一片（《莊子》：“天之蒼蒼其正色耶？”），也不是日月星活動于其中的空，而是包括所有這些的全體，和地相對的全體。地的全體不可見（人不能上天），靠天來對照。抽象的空間概念是在具體的實的空間的認識之后的。”張光直清楚地說出了其中的關鍵，“天，是全部有關人事的知識匯聚之地”。用《劍橋插圖天文史》的話來說，屬于自然的天也是“文化資源的天空”。

　　因為《史記》五體，尤其是《天官書》和《歷書》中記載了很多天文現(xiàn)象，司馬遷某種程度上好像可以歸入天文學家的行列。參照現(xiàn)在的科學觀點，司馬遷對天文學的貢獻，起碼包括對奇異天象的記錄、對恒星顏色的觀測、對恒星亮度的辨別、對變星的記載等。可是，司馬遷跟天相關的學問，確定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天文學嗎？

　　上面提到的文章中，金克木指出了《天官書》的特殊性：“《史記·天官書》可以不當作天文學而當作古人的‘天學’書看。‘天學’和現(xiàn)代天文學可以說幾乎是兩回事。……《天官書》先分天為五宮：中宮和東南西北四宮。中宮是北極所在，無疑是最重要的（為什么？大可玩味），所以首先舉出‘天極星’。一顆明亮的星是‘太一常居’之星。這一帶是后來所謂‘紫微垣’，即帝王所在之處。‘太一’旁邊的星是‘三公’，后面是‘后宮’。……五宮之后列五顆行星及其解說。從木星開始，大概不是只因為它最明亮（金星最亮但只見于昏曉），是因為它十二年一周天，是年的標志，所以名為‘歲星’。接著是火星、土星、金星、水星，配上五行。這以后是日、月，以及彗星、流星等等，直到‘云氣’。天文學漸少而星占術更多了。”作為天文學，怎么可能跟星占學沾邊？但作為“天學”，星占是否題中應有之義呢？來看《天官書》論贊的一段——

　　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強大，有德者昌；羽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云風，此天之客氣，其發(fā)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shù)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天象出現(xiàn)了異常，人主必須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不同的征兆需要不同的應對方式。有了這個線索，就不能發(fā)現(xiàn)《天官書》的整體結構，如朱文鑫《史記天官書恒星圖考》所言：“書分三節(jié)，首言星，次言氣，末言歲。故其論曰：‘漢之為天數(shù)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史公本三家之說，雖不專論星象，而敘述恒星，尤為深切著明，言下見象。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五官之坐位，朗若列眉。其他占驗之說，或依據(jù)星象，或假借名義，各有所本，絕非憑空臆造。”結合金克木的說法，可知《天官書》的正文部分，分別寫的是星占、氣占和歲占。如此，把《天官書》作為星占學著作，應該沒什么可以讓人吃驚的吧？

　　如果不把科學作為唯一去取標準，其實不難意識到，中國古代天學，多跟星占相關。江曉原指出：“古代中國之‘天文’，實即現(xiàn)代所謂‘星占學’（astrology）。歷代正史中諸《天文志》，皆為典型之星占學文獻……而此類文獻在《史記》中名為《天官書》，則尤見‘天文’一詞由天象引申為星占學之痕跡——天官者，天上之星官，即天象也。后人常‘天文星占’并稱，亦此之故，而非如今人以己意所逆，將‘天文’與‘星占’析為二物也。”古代的天文家亦即星占家，“實為上古巫覡之遺裔”，“在上古時代，唯有掌握通天手段者（有巫覡為之服務）方有統(tǒng)治權，而‘天文’即為最重要之通天手段。”

　　當然，《天官書》寫了諸多天象，驗之以現(xiàn)代科學，也有不遑多讓之處。除了上面的泛泛羅列，不妨就以“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來舉例?！妒酚浱旃贂阈菆D考》謂：“攜，連也。杓連龍角，故曰攜。龍角，角宿也。蓋角在子午圈時，杓正南向以對之。即角宿第一星與杓之搖光及帝星，約在一直線也。且此星與杓之開陽及今之極星，亦在一直線也。衡，玉衡也，杓中之一星。殷，中也。衡當南斗，故曰殷。蓋南斗在子午圈時，衡正南向以對之，即南斗中二星與玉衡約在一直線也?？趨⑺迌杉缰?，故曰枕。蓋參在子午圈時，魁正南向以對之，即由魁之天機傍天樞以至參右肩，由天權傍天璇以至參左肩，皆在一直線也。由此推之，觀杓而知角，觀衡而知斗，觀魁而知參。察北斗之循行，足以窺大塊之文章，握渾天之璇璣。”

　　朱文鑫在書里附了一張圖，可以清晰地看出這十二個字描述的天象。不過上面的說法有點專業(yè)，那就用《潘雨廷先生談話錄》里的一段話，來傳達其間的蘊奧吧：“妙就妙在此圖用眼睛是永遠看不見的，角星要夏天看（如要在一天內看，角要極早在黃昏看，斗星要極遲在清晨看），參星要在秋冬之際看。人就是上到宇宙空間，看到的也不是此圖的景象，此圖的實質是已經(jīng)描寫了時間。一半直接見到，一半要用思想，真實情形永遠如此。”從這個方向看，作為自為系統(tǒng)的中國古代天學，重要的不是有多少跟現(xiàn)代科學相符的部分，而是借由精密的觀察，人的思維認知不斷走上新的臺階。

　　三

　　前面反復提到司馬遷參與太初改歷，但沒有具體展開。據(jù)《歷書》，當時的情況是，“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漢家初得天下，遇到的棘手問題太多，沒來得及校正歷法，襲用自秦。張聞玉《古代天文歷法講座》謂，“歷法是以固定的章蔀統(tǒng)籌多變的天象，行之日久，必有誤差”。隨著時間的推移，漢代多次出現(xiàn)“日食在晦”的反常天象，即“朔晦月見，弦望滿虧”，這說明“此時用歷明顯不準，已經(jīng)超越天象一日”。深知“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的漢武帝，恰好這時收到公孫卿、壺遂和司馬遷“歷紀壞廢，宜改正朔”的進言，在需要和時勢的合力之下，很快便予以采納，司馬遷也順理成章地參與其中。

　　照張聞玉的說法，“太初改歷的原因就在年差分積累過大，造成‘日食在晦’的反常天象，現(xiàn)在改歷者看準了這一時機，為糾正用歷的誤差，取消朔日余分705和冬至余分24（即消除年差分），便使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日夜半0時合朔冬至無余分……同時，還改歲首（以寅月為正月，該年十五個月，其中丙子年（前105）三個月，丁丑年（前104）十二個月），改年號‘太初’以為紀念。”太初改歷對中國歷史意義重大，最重要的是以建寅為歲首，迄今兩千年沒有變化，對漢民族的生活方式產生了巨大影響。即便沒有后來的《史記》，司馬遷也已經(jīng)對整個中國文化作出了不容忽視的貢獻。

　　盡管如此，司馬遷跟太初歷的關系，還是出了問題。首先是《歷書》末尾所載《歷術甲子篇》疑問重重。該篇中，焉逢捏提格太初元年之后，逐一列舉了天漢元年、太始元年等年號、年數(shù)，直至漢成帝建始四年（前29）。如原文如此，則司馬遷活到了漢成帝建始四年（前29），享年117（或107）歲，這可能性不大。據(jù)此可以推定，《歷術甲子篇》并非司馬遷手筆。不過，還有一種更大的可能，如張聞玉所言，“混入《歷術甲子篇》中的年號、年數(shù)，斷非出自司馬遷的手筆，純系后人妄加”。去掉混入篇中的年號、年數(shù)，《歷術甲子篇》便豁然可解，“雖然只列了甲子蔀七十六年的大余、小余，并依此推算各年朔閏。其實，其他十九蔀均可照此辦理（只需加算蔀余），這是一個有規(guī)律的固定周期，所以我們稱之為‘歷法’”。

　　也就是說，《歷術甲子篇》是司馬遷給出的計算公式，年號是后世無知者妄加。《歷術甲子篇》的公式性質一旦明確，《歷書》的結構也就非常清晰了——先講述歷法的意義，接著以論贊回顧歷法演變，展示漢代歷法問題，隨后點明太初改歷的起因和結果，“后附《歷術甲子篇》，以明示歷法根據(jù)。記載簡明扼要，但清楚合理”。

　　其次的問題是，關于太初改歷，《漢書·律歷志》與《史記·歷書》記載并不一致?！堵蓺v志》載，太初改歷還曾采用鄧平的八十一分法，司馬遷對此竟只字未提。這當然會引起后世研究者的猜度，以致有人懷疑，司馬遷不滿采納八十一分歷而故意失載。張聞玉判斷，“太初改歷實際上分兩步進行。在元封七年進行改歷時（消余分、改歲首），鄧平尚未參加，八十一分法也沒有制定，司馬遷只是按當時的實際情況來記載，所以《史記》詳記《歷術甲子篇》而不記鄧平及其八十一分法——司馬遷不能未卜先知！至于鄧平八十一分法取代四分法，那已是太初改歷的第二步。其時司馬遷或衰病無力，或不在人世，所以《史記·歷書》根本不提鄧平法”。

　　《律歷志》與《歷書》不符，一方面是因為《漢書》距改歷年代遠，史料不全，“另一方面由于班固本人對漢初用歷、太初改歷缺乏正確的認識，以致使《漢書·律歷志》的記述陷入混亂，前后矛盾；而《史記·歷書》出自太初改歷當事人之手，自然比較可靠可信”。以上種種，還不是司馬遷跟歷法相關問題的全部，先來看《歷書》論贊的第一節(jié)——

　　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yè)，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

　　跟《天官書》一樣，這段文字（甚至《歷書》全文）也有兩個略顯矛盾的傾向，一是屬于所謂科學方面的，如考察星度，糾正閏月余分；一是屬于所謂迷信方面的，比如分管天地神祇之官，神有靈明并降下好年景。從迷信方面看，江曉原說：“在司馬遷心目中，歷法本是用來通天、通神、避禍趨福的，而這也正是星占術的基本宗旨。……頒告朔實即頒歷法，諸侯遵用王室所頒歷法，即象征王室掌握著他們的通天工具。”從科學方面看，則可用吳守賢的話來說：“第一，司馬遷為我們留下了一部上古歷法的演變史……第二，司馬遷給我們留下了一部完整的‘四分歷’推步方法和完整的算例。”

　　稍微深入些思考就能明白，在司馬遷的年代，所謂科學和迷信原本是一體，冠上先進或落后的名義，不過是后來人的分別智。《天官書》《歷書》的星占術和科學內容，本質上是一個整體，一個可以作為思想實驗的整體，人們可以根據(jù)對這個整體的掌握程度來判斷思維水準的高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或許就可以理解，作為同行，司馬遷為什么會批評其他星占學“禨祥不法”（占驗沒有規(guī)矩）、“凌雜米鹽”（凌亂瑣碎），而對自己充滿信心，同時也就明白了，為什么《漢書·藝文志》會說“星事兇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

　　或許可以說，無論對天象的觀測，還是對時事的預言，在總體性的思想實驗中，都是那個思維最縝密、信息掌握最全面的人，站在了當時學問序列的最前端。無疑，司馬遷正是這樣一個站在最前端的人。

　　四

　　楊照《史記的讀法》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古往今來很多《史記》的選本，都依循一個簡單的原則，就是考慮《史記》文章的好看程度，將‘不好看’的部分挑出來，只留‘好看’的部分。”說白了，好看不好看，關注的是作品的敘事性，也就是紀、傳的“傳”。前面說到的表和書，屬于最不好看的部分，《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敘事性強，算是本紀中好看的文章。《史記》絕大部分好看的篇目，出自世家和列傳（尤其是列傳）。

　　不過，司馬遷立世家和列傳的目的，可并不是為了好看，尤其是三十世家?！短饭孕颉分^：“二十八宿環(huán)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世家記載的是諸侯列國之事，其中的人物是“輔拂股肱之臣”。諸侯列國環(huán)繞本紀的宰制者，就像二十八宿環(huán)繞北辰，三十根輻條連接在一個軸心上。世家涉及的諸侯列國有統(tǒng)治區(qū)域，因此寫法很像本紀，也是編年為主，大事乃書。

　　除《三王世家》佚失，其余二十九世家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自《吳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皆先秦封國。第二部分《孔子世家》《陳涉世家》《外戚世家》三篇，是特殊的一類。第三部分則自《楚元王世家》至《五宗世家》，屬漢初封國。首尾兩部分少有異議，中間三篇，一直有人批評司馬遷自亂其例。只是，《太史公自序》言，孔子“為天下制儀法,垂六蓺之統(tǒng)紀于后世”“秦失其政，而陳涉發(fā)跡，諸侯作難，風起云蒸，卒亡秦族”；《外戚世家》序起首即言，“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布衣而為天下師，匹夫而啟亡秦之端，外戚而影響國運興衰，列為世家，應該也不能算完全無法理解的破例吧？

　　三十世家之后為七十列傳，占全書一百三十篇的一半以上。列傳可以大體分為五類，一是分傳，如《伯夷列傳》《李斯列傳》《司馬相如列傳》；二是合傳，如《管晏列傳》《廉頗藺相如列傳》《屈原賈生列傳》；三是類傳，如《刺客列傳》《酷吏列傳》《貨殖列傳》；四是四夷傳，涉及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大宛六個區(qū)域；五是單獨的《太史公自序》，屬序傳。

　　照司馬遷的說法，列傳主要載“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于天下”之人。進入列傳的人，或仗義而行，倜儻不羈，有嘉言懿行傳于世，如伯夷、叔齊、老子、韓非、仲尼弟子等；或立功名于天下，不必全是正面行為，如管仲、晏嬰、呂不韋、李斯、公孫弘等。

　　列傳中，少數(shù)幾篇也有異議?；搓幒铐n信、吳王劉濞、淮南王和衡山王，情況較為典型。他們當然算得上王，應列為世家，可韓信以反名被誅，劉濞因叛亂被殺，淮南王反叛國除，衡山王叛逆自殺，都算不上“輔拂股肱之臣”，因此未入世家而入列傳。四夷為一方之國，也可以入世家，但如阮芝生所言，他們“或為敵國，或為附庸，或為外臣，其世系多不詳”，并以中國紀年記事，因此只能放進列傳。

　　列傳記事，需點出傳主本人的生平要點，并牽連其胸襟格局，因此要選擇最有說服力的細節(jié)，于是文章自然生動，感發(fā)人的力量也深，因而“好看”。明茅坤云：“今人讀《游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yǎng)士。若此者何？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故也。”列傳貼著每個人物寫，讓退隱到時間深處的人們重新在文字中生動起來，才能成為歷史經(jīng)緯織體上的飽滿血肉，引起了歷代讀者的共鳴。不過，《史記》是不可分割的整體，不能拆開單看，如晚唐皇甫湜所言——

　　編年記事，束于次第，牽于混并，必舉其大綱，而簡于序事，是以多闕載，多逸文，乃別為著錄，以備書之言語而盡事之本末。故《春秋》之作，則有《尚書》，《左傳》之外，又為《國語》，可復省左史于右，合外傳于內哉？故合之則繁，離之則異，削之則闕。子長病其然也，于是革舊典，開新程，為紀為傳為表為志，首尾具敘述，表里相發(fā)明，庶為得中，將以垂不朽。

　　不妨用阮芝生的話來說明：“歷史的記載，有三種基本的方法，即記時、記人、記事。這三種方法，各有得失。記時者為編年，編年者按年月記事，可以把時間的順序交代得很清楚，但記事則分散、間斷而不能連貫，記人也只限于某一時日，不能總敘一生，而且有些事在編年體中會寫不進去。……記人為傳記，傳記以人為主，可以把人物事跡敘述得很完整，但不能詳備某一歷史事件的首尾始末，也不能全載某一時期歷史的多方面發(fā)展，而且有些事也會寫不進去。……記事為記述事情之本末，可以詳備事件的首尾始末，但不能敘述人物的一生，也不能記錄某一時期發(fā)生的所有歷史事件，而且也有些事情會寫不進去。”時、人、事既共時又歷時，有時顧及了這個就要忽視那個（《史記》為人熟知的“互見法”，恐怕就是出于這個不得已），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皇甫湜說的是，《春秋》需要《尚書》配合，《左傳》需要《國語》配合，才能相對規(guī)避無法兩全的情況。司馬遷熟讀典籍，應該已經(jīng)意識到了上述問題，于是采取了新方案，所謂“子長病其然也，于是革舊典，開新程”?！妒酚洝酚梦弩w，彌補了三種方法各自的缺憾：“司馬遷所創(chuàng)的紀傳體，便是對此問題所作的答案。紀傳體其實包括了記時、記事、記人的三種基本方法，并作了一種綜合的運用?！妒酚洝肺弩w中，‘本紀’‘表’與列國‘世家’，是編年記時，‘列傳’與若干‘世家’，是傳記記人，八‘書’與少數(shù)幾篇‘列傳’，則是紀事本末。司馬遷把這三種方法會合在一起使用，成為一種新的綜合的記述方法，也就構成了《史記》的新體裁。”一書兼?zhèn)洹洞呵铩贰渡袝贰蹲髠鳌贰秶Z》四書之長而能避其所短，無論如何都算得上空前的創(chuàng)舉了吧？

　　五

　　談完了《史記》的結構和內容，再回過頭來看司馬父子的太史令（史）職掌。戴君仁《釋“史”》謂：“由史知天道，故其原始職務掌祭祀而包括卜筮星歷，都屬于天道神事。”除了“知天道”，史另一個極其重要的職能，跟文字有關。“史字形狀，像人執(zhí)簡冊，表示他的生活和書本不離。文字的需要，一天天廣泛起來，他的職務范圍，便一天天擴張，不但書籍歸他們掌管，極可能連作教科書用的識字本，也是史所編制的。”用司馬遷說的“文史星歷”來總括，前者就是“星歷”，后者就是“文史”。

　　前面已經(jīng)講過司馬氏的天官職掌，不妨進一步看看文史的部分。《太史公自序》謂，“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云，“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程金造《太史公所掌文史星歷說》據(jù)此推斷：“太史談、遷父子，為漢太史令，所職掌的‘文史’，就是主管皇帝家藏的書籍。”當時的皇室藏書雖然豐富，但并不對外開放。“秘府的書籍，其所以禁人觀覽與抄錄者，還不只是由于一書寫本之無多，怕有佚失。其主要原因，乃在于書籍所載的，多是各家理國治民的計謀方略，這些統(tǒng)治黎民的方術，只能皇帝獨握在手，不能操之他人，因此禁止散行于各地。”司馬父子因為職責所在，得以觀覽皇家的豐富藏書，對當時見于記載的各類思想有著較為全面的了解。

　　除了讀已經(jīng)基本形成的書，司馬遷還能接觸到現(xiàn)在稱為檔案（甚至是絕密檔案）的文字?！妒酚浖狻芬绱驹唬?ldquo;《漢儀注》：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此可見，司馬遷能夠接觸到當時的很多重要檔案。所謂“百年之間，天下遺文故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說的就是這些新舊檔案吧？古人文字的主要功能，是借以解決遇到的事，沒有現(xiàn)在所謂寫作這回事。在這個意義上，那些后來被尊為經(jīng)典的作品，原本也可以是為解決當時問題留下的檔案。如此一來，《太史公自序》所謂的“網(wǎng)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不就是對“文史”這一職掌的另外一種說明方式？到這里，我們也就幾乎看到了司馬遷的職掌與志向的關系——

　　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在“究天人之際”前面，司馬遷加了“亦欲以”三個字。其中的“亦”字，需要從漢代的具體情形來看。建元六年（前135），竇太后崩逝，一直被祖母束縛手腳的漢武帝終得乾綱獨斷，不久即發(fā)出了“天人三策”中的第一問。策問中密集出現(xiàn)了天命、災異、三光、寒暑、鬼神這些詞，可見所詢與天人關系相關。既是“今上”所問，回答此一策問的人當然很多，照李紀祥《太史公“成一家之言”別解》的說法，回應策問者兩次即已逾數(shù)百，因而“必然已盈繞天下之士，成為當世欲以究明的一大漢世關鍵問題。司馬遷亦忝列其一，所以他才會說：‘亦’欲以究天人之際”。

　　司馬遷提供的天人關系答案，跟別人有什么不同呢？相比董仲舒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天官書》謂：“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也就是說，司馬遷并非憑空想象出一個永不變化的天，而是憑借自己的天官職掌，不斷觀察天象的變化，并根據(jù)這變化進行“天人之際”的探究。在司馬遷心目中，觀察星空的變化，就可以知道帝國的運行情況，這不是猜測，更不是禨祥，而是確定的事實。如此，“亦欲以究天人之際”就不是司馬遷的謙辭，而是飽含著他對解決籠罩當時漢王朝最大思想問題的自信，更隱隱透出他獲得整體認知時的強烈自豪。

　　此外，《天官書》贊詞中的“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是否也包含著“通古今之變”的意思？前文的“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不是同樣的“通古今之變”？研究古今變化，對照當時情形，以便不斷損益調整，正是司馬遷寫《史記》的目的之一。只有經(jīng)過這番損益調整，此前沉埋在石室金匱中的遺文故事，才得以煥發(fā)出異樣的光彩，進入整個民族的精神創(chuàng)造序列。有心者不妨留意《史記》各篇的序或贊詞，“通古今之變”的精神始終貫穿其中。

　　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跟司馬談、遷父子的職掌有關，最后的“成一家之言”怎么理解呢？錢穆《太史公考釋》論之甚明：“若其書為官史，則遷既續(xù)父職，責任所在，無所逃卸，何以其父臨終遺命，乃曰無忘吾所欲論著，而遷亦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乎！’即此可知記注（按：記錄）為官史，而論著乃家言，體例判然，斷非一事矣。故遷之為此書，實不因其任史官，其書亦不列于官府，故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則其書義法，自不限于官史之成制。”這樣看“成一家之言”的屬性，“正以明其非官書。官書者，漢志謂之王官之學，家言乃漢志所謂百家九流”。說白了，《史記》并非官史，而是家言性質的子書。或許，這也是此書最早稱為《太史公》的原因。

　　子書只是司馬遷的自我設定，隨著影響擴大，最終，《史記》成了一部橫貫經(jīng)史子集的巨著。阮芝生《〈史記〉的特質》，說出了其中的竅要：“《史記》是‘正史鼻祖’，應屬史部；《史記》是‘散文大宗’，可列集部；《史記》‘成一家之言’（諸子百家皆各成一家之言），又帶有子書性質（此子書不過是以史書的形式出現(xiàn)罷了）……《漢書·藝文志》把‘《太史公》（《史記》原名《太史公》）百三十篇’列在‘六藝略、春秋家’下，可見漢人原把它歸入經(jīng)（六藝）部，視它為《春秋》的嫡子。”結合司馬遷的雄心，這一說法，或許可以更確切地表達為——《史記》原本的目的是“擬經(jīng)”（十表類《春秋》，八書擬《尚書》），實際達到的程度是“成一家之言”的子，后世將之確認為史部之首，卻也折服于其閃耀于集部的文字精妙。

　　【責任編輯　李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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