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煥亭

　?。ㄏ剃柺形穆?lián)　咸陽　712000）

　　摘　要：中國書法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粹之一，它雖然在長期的發(fā)展變遷中，逐漸成為一門包括筆法、字法、章法等技法理論以及創(chuàng)作論、書法發(fā)展史在內的獨有藝術門類和完整的藝術體系，然而，它深深地植根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沃土之中，對時代精神的承載，對時代使命的擔當、對時代責任的認知是書法藝術實踐必須回答和踐行的問題在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理論中，藝品與人品從來都是統(tǒng)一的。特別是在信息時代，手寫為打字所取代，書法就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門類，讀書就顯得尤為重要。

　　關鍵詞：書法；綜合修養(yǎng)；時代性；知識體系

　　中圖分類號：J2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832-0317（2024）04-0102-5

　　DOI：10.12424/HA.2024.089　　本文鏈接：https://www.oc-press.com/HA-202404-102.html

　　一、本文鏈接

　　眾所周知，中國書法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粹之一，是漢字形式美的藝術呈現(xiàn)，它雖然在長期的發(fā)展變遷中，逐漸成為一門包括筆法、字法、章法等技法理論以及創(chuàng)作論、鑒賞論、書法發(fā)展史在內的獨有藝術門類和完整的藝術體系，然而，它深深地植根于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沃土之中，實際上，一幅可以被稱為“神品”“逸品”或者“妙品”的書法作品，乃是各種文化要素的有機凝結。然而，長期以來，不少人誤認為書法就是筆墨意蘊、章法布局、字體結構。這當然是對的，這些都是最基礎的問題，不掌握這些，就不可能進入書法領域。但是，書法藝術絕不僅僅是這些。孔子說：“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論語·述而》），其中前三者都是字外功夫。陸游在《示兒》一首詩中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應當說，他們都講出了一個普遍的藝術規(guī)律，這就是包括書法藝術在內的所有藝術，實際上涉及哲學、美學、心理學、社會學等許多理論問題，涉及本門藝術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問題。本文試圖就書法與時代、作品與人品、書品與讀書談談個人的一些淺見，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二、書法與時代

　　“時代性”是關乎當代藝術發(fā)展理路的核心要素。也就是說，對時代精神的承載，對時代使命的擔當、對時代責任的認知，是任何一門時代藝術都必須回答的命題，當然也是書法藝術實踐必須回答和踐行的問題。它通過多變的線條語言，多彩的筆墨情趣，來表現(xiàn)一個時代的精神。

　　什么是時代精神呢？時代精神是一個時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實質。從本質屬性上說，它是超脫個人的共同集體意識；從實踐性說，它是一個時代生命主體在文明活動中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風貌和優(yōu)良品格；從時代性上說，它是一個國家或者民族特定時代的價值取向。早在南北朝時期，著名文論家劉勰就提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文心雕龍·時序》）這里雖然談的是文學與時代，實際上涵蓋了矛盾的普遍性，正如唐代書論家孫過庭所說：“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十分強調繼承傳統(tǒng)不能脫離時代，然而，書隨時代絕不意味著盲從于流弊，從美學層面說，是一種回應時代主流的藝術自覺行為。有專家曾經研究過“唐楷”興起的原因，那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發(fā)展到了一個鼎盛時期，以規(guī)矩為方圓的秩序化進入相對穩(wěn)定和成熟階段，因此，書法藝術追求“結構嚴謹，法度完備”不但成為一種美學追求，更是意識形態(tài)的要求。而宋代，由于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城市的崛起，使得書法的多元化、多樣性，流派紛然成為一種必然。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書法作品是一個時代的鈐印。筆墨中流淌的是特定時代的價值取向、審美風尚和國民心理。輝映千載的王羲之的《蘭亭序》，無論是就內容還是就其書體風格而言，它都是當時時代氤氳的產物。這不僅表現(xiàn)在參加曲水流觴、飲酒賦詩的王羲之、謝安、謝萬、孫綽、王凝之、王徽之、王獻之等，都是當時的風流名士，仕宦門閥，更因為他們自身的沉浮和悲歡就是東晉社會動蕩的縮影，會稽之蘭亭不過成為宣泄世界觀、人生觀的一個平臺而已。因此，在我看來，后人臨寫《蘭亭序》，首先應該掌握的是文中“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蛉≈T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的人生感懷。那種瞻萬物而感人生之短暫，或暢抒胸臆，或感悟傷時，或放浪形骸，雖各有所好，靜躁不同，然而，有誰能夠逃脫老之將至的落幕呢？一轉眼都成過去……它這里所反映的正是魏晉時期作為“士者”的人們面對“動蕩的時代”而呈現(xiàn)的活躍思想、自由之風以及對世俗和名教的抗拒。《蘭亭序》之所以千古流觴，不但在于王羲之瀟灑漂流的行書恰到好處地傳遞了當時的社會心理，更在于它的內涵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特殊年代的生命生態(tài)，描繪了當時經濟衰退與文藝復興相形見絀，階級矛盾與思想領域的自由開放交織呈現(xiàn)，玄學興起與儒道協(xié)調互補的社會世相。這種經濟與文化逆向運作的悖論現(xiàn)象，馬克思造就有過精辟的論述，他認為“關于藝術，它的一定的繁榮時期，絕不是同社會一般發(fā)展成正比例的，因而也絕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fā)展成正比例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第48 頁）”

　　至于說《祭侄文稿》，其時代特征更加明顯，《祭侄文稿》誕生在公元757 年，當時正處在玄宗執(zhí)政后期，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銳，開元盛世所煥發(fā)的“承平”之光伴隨著唐帝國政權的腐敗而熱盡光窮。整個朝廷上下籠罩著一種沉溺于享樂的醉夢糜風，終于釀成了公元755 年的安史之亂。時年四十六歲的顏真卿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任平原太守的，當時他的堂兄顏杲卿孤守常山郡，因太原節(jié)度使擁兵不救，乃至城破，顏杲卿與子顏季明罹難，顏真卿聞訊后，遣侄子顏泉明搬尸，僅得杲卿的一只腳和顏季明頭骨一件。睹物思人，愴然啼血，顏真卿悲憤交集，遂有《祭侄文稿》，它正是玄宗時代社會動亂的產物，而顏氏兄弟叔侄正是有唐以來“愛國、進取、開放、兼容”“盛唐精神”的擔當者和拯救者。祭侄文稿中所言的“天不悔禍，誰為荼毒。”正是當時社會現(xiàn)實的寫真，而其中“惟爾挺（突出）生，夙標幼德，宗廟瑚璉，階庭蘭玉（比喻優(yōu)秀）”的描述，不僅是對侄子顏季明的禮贊，也是中華民族品德的寫照。論家往往從章法、線條、墨色三方面高度評價《祭侄文稿》的藝術價值，這當然很經典。但是，必須看到，《祭侄文稿》是書家與時代對話的產物。它所承載的民族精神，就是我們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精魂。許多書法家往往覺得，與顏真卿早期的《多寶塔》《勤禮碑》相比，顏真卿后來的《告身帖》和《祭侄文稿》臨寫起來有很大的難度，這是因為《告身帖》蘊含著一種“高古”和“廟堂”之氣，《祭侄文稿》情發(fā)于悲憤交加，筆起于心潮奔涌，用米芾的話來說，就是“忠義憤發(fā)，頓挫郁屈，意不在字，天真馨露在于此書。”（米芾《書史》）因此，如果不能沉浸在他們對話那個時代的精神意志，不能體味書家當時的心靈震顫，不能把握藝術家貼近時代的脈搏，即便靠一點天賦，也只能學得皮毛而已。對于時代，藝術從來都不會是軟弱的被動反映，它是一種推動時代發(fā)展的精神力量。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說的那樣：“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在當代，書法藝術是先進文化的一種凝練的物化形態(tài)。當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按照黨的二十大確立的奮斗目標和黨的二十屆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任務，一步一步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向前推進。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事業(yè)。實現(xiàn)這個偉大事業(yè)，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書法藝術更是大有可為。廣大書法家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

　　偉大的時代沒，呼喚偉大的作品。在我看來，書法與時代的關系，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它決定書法創(chuàng)作的題材選擇。要求我們的書法創(chuàng)作必須以反映新時代為主體，始終把握“為誰服務”這個藝術創(chuàng)作的使命。自覺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審美消費主義的風氣，讓我們的書法藝術真正回到“以人民為中心”的服務軌道上來。二是它決定了書法創(chuàng)作的審美風尚。要求我們的創(chuàng)作必須講述中國故事，傳播中國精神，塑造中國形象，彰顯中國情結，從生活出發(fā)，向傳統(tǒng)學習，堅決抵制各種低俗、粗俗、媚俗的書風，剔除各種“丑書”，讓書法藝術回歸到“審美”的境域中來。三是它決定著作品的藝術取向。要求我們以創(chuàng)新的姿態(tài)進入詩詞創(chuàng)作，不斷賦予書法創(chuàng)作以新的生命。即所謂“法師蘭亭得氣韻，書隨時代見精神”，以個性的線條語言，嶄新的理論話語，為豐富和發(fā)展中國書法藝術增添恢宏的篇章。

　　三、人品與作品

　　關于書品與人品的關系，中外理論界的看法是不一樣的，例如奧地利文藝評論家馬利坦就認為，“與謹慎相區(qū)別的藝術與作品的好壞有關，而與人的好壞無關……只要手藝人造出一幅好的木制品或珠寶制品，那么，他是個邪惡的人或放蕩的人這一事實就不重要。”（《藝術與詩中的創(chuàng)造性直覺》）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就如同木匠生產家具一樣，對于受眾來說，需要的是這個產品，至于生產者是罪犯還是公民，二者沒有必然聯(lián)系。然而，在中國傳統(tǒng)的藝術理論中，藝品與人品從來都是統(tǒng)一的。北宋大文豪歐陽修在《筆說》一文中說：“古之人皆能書，獨其人之賢者，傳遂遠。然后世不推此，但務于書，不知前日工書，隨與紙墨泯棄者，不可勝數(shù)也。使顏公書雖不佳，后世見者必寶也。楊凝式以直言諫父，其節(jié)見于艱危。李健中清慎溫雅，學其書者兼取其為人也。”歐陽修在這里點評的三個人物，都以人品與作品統(tǒng)一而彪炳書法史。顏魯公自不必說，楊凝式生活于唐末五代時期，他的父親楊涉在擔任唐朝宰相期間，利用押送國寶之便，將八件傳國寶物私予軍閥朱溫（后梁第一個皇帝），遭到楊凝式的勸諫，指出他不該趁國難之機屈顏軍閥。李健中乃北宋書法家，宋史謂其“善書札，行草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習，爭取以為楷法。”以書品、人品兼佳而受到時人稱贊。歐陽修這里提出了兩個十分重要的觀點，第一是說，書寫在前人那里，是人人都能的事情。這當然與書寫作為唯一的通信工具有關，然而，唯有品格高尚的賢者才能傳播必遠；第二個觀點是認為，人品高于書品，所以，“非自古賢哲必能書也，為賢者能存爾。”應當說，歐陽修說透了書品和人品的關系。

　　書品與人品的關系，是世界觀與藝術觀的關系。世界觀就是人們對客觀世界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總體看法。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層面，即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的關系。中國古代哲學講究“天人合一”，孔子說：“四時行焉，百物興焉，天何言哉？”朱熹認為，自然是大宇宙，人體是小宇宙。所以，人應該順應自然規(guī)律。在中國古代哲學中，自然規(guī)律被表述為陰與陽以及五行的相生相克，以之指導書法理論，就形成“意與象”“簡與繁”“破與立”“險與平”“張與弛”等一系列的對立統(tǒng)一范疇。只有從這樣的哲學高度，才能掌握所謂“筆墨精神”。換言之，“筆墨精神”說到底就是哲學認知，是人與世界的對話。同時，書法也反映著一個人的倫理道德水平。一個人人品差，字寫得再好，都不會贏得受。眾的青睞。其遠者，有北宋宰相蔡京，其書法藝術，宗于“二王”，博采眾家之長，書風被目為“字勢豪健，痛快沉著”，然而，其品格低下，“貪賄自用”，為后學所不齒。毛澤東生前說過：“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一個人人品壞了，作品的價值自然一落千丈。

　　品味不等于“品位”。前者是說書書者作品的外部觀感。歷史上的權奸如和珅的字，只可以說有品味，但絕無“品位”，蘇軾對此有著明確的論述，說“古之論書者，兼論其生平，茍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書唐詩六家書后》）這是說的字里透出的高貴氣質。他認為，一個人的書法之所以被人所推崇，除了高超的書法水平之外，還因為別人敬重他的為人；反之，如果一個人的人品低劣，那么即使他的字結體俊美，也不會有人去敬重他。從審美對象學的角度，一個正常的人，絕不會將靈魂有污點的人的作品奉為圭臬。正如中國近代文論家劉熙載所說：“一代之書，無有不肖乎一代之人與文者。”深刻地闡釋了為書與做人的一致性。

　　品位重于品味。品味與品位，品位永遠居于第一的靈魂的地位。故而，學書者必要重道德修為，人格鍛造，靈魂濯洗。明末清初的大書法家傅山在《作字示兒孫》一詩中說：“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意思是說，如果書家的道德品質高尚，他的書法也就會有奇古的格調；如果書家的道德敗壞，他想用書法藝術的成就來彌補其人品的缺陷，那是沒有用的。因為一個人品行不正，光憑寫一筆好字，人們是不會把他當作好人的。正如傅山在這首詩中說：“未習顏公書，先觀顏公詁。平原氣在中，毛穎足吞虜。”透過顏體的雄強圓厚，氣勢莊嚴雄渾，筆鋒剛勁，讓敵人聞之喪膽的氣，讓百姓為之鼓舞。同樣，大家之所以喜歡岳飛書寫的《出師表》，不只是因為其行草的筆走煙云，更因為貫注在作品中的愛國主義情懷。由此可見，與品味相比，品位在任何時候都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品位與品味相為內外表里，構成書法“心性”論。西漢著名經學家揚雄在《揚子法言》中指出：“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揚雄從哲學的高度肯定了書與人之間的關系。進一步表明了書品與人品的相為內外表里關系。書法既是漢字的藝術表情，又是傳統(tǒng)文化的載體，這二者，以人為核心，構成必然聯(lián)系。在美學領域，“心”和“性”是兩個重要范疇。“心”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指的就是人的思維器官。因此，儒家所強調的“心”就是人的思維方式或者認識功能。中醫(yī)講“心主神明”，如果心健康，人就耳聰目明。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由此觀之，決定一個人品位的高低，關鍵在“心”，也就是意識功能，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世界觀決定道德觀。所謂“性”，就是人性格和氣質決定的個人情趣。《禮記·中庸》篇說：“天命之謂性。”說的是人本于自然的性情。心和性結合在一起，就造就了作品的品位差別。凡是注重“正其心”者，其凝結在作品中個人旨趣必然是高雅、健康的。凡“心不正”者，其作品也可能外表好看，卻經不起歲月的見證。

　　中國書法史上依據(jù)書“心性”說，將書品劃分為神品、妙品、逸品、能品四種。唐人張懷瓘認為，像漢東漢草書大家張芝、魏晉的王羲之父子、鐘繇這樣的當歸神品之列。他說：張芝“一字體勢，一筆而成，而血脈永不斷”，“至于蛟龍駭獸，奔騰孥攫之勢，心乎隨變，窈冥而不知其所知者”，是為神品；而像東晉時期著名女書法家衛(wèi)夫人的書法“碎玉壺之冰，瑤臺之月，宛然芳樹，穆若凌風”，可以稱為妙品。至于能品，他舉晚唐書家盧藏用為例，稱其作品：“若況之前列，則有奔馳之勞。如傳之后昆，亦有規(guī)矩之法。”是為能品。（《書斷》）就是說，他的作品，比之前人，尚有不足，然而，傳之后學，仍然不失為規(guī)矩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張懷瓘還從書品與人品的關系出發(fā)，對能夠進入“神品、妙品、能品”的作品提出了三個客觀條件：“一是推其大率，可以言詮。（即可圈可點，可以詮釋）；二是齊圣齊深，妙各有最。即可以與前賢比美，卻有個性特點，過人之處。三是藝成而下，德成而上。”這三個條件，相互觀照，相互制約，構成書法品位的客觀評價體系。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有著強烈的現(xiàn)實意義、

　　四、書品與讀書

　　南朝的書家王僧虔在《筆意贊》一文中說：“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這里，從形與神的角度論證書法與讀書的關系。形屬于技術層面的問題，“神”屬于認知層面的問題，所以神居之上，技術次之。而要解決“神”的問題，只有認真讀書。“學漸于博識，不迨能繕奇纘異，多所未盡”（《書斷》）特別是在信息時代，手寫為打字所取代，書法就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門類。讀書就顯得尤為重要。近代書法家李瑞清（南京大學前身兩江優(yōu)級師范學堂監(jiān)督）說：“學書尤貴多讀書，讀書多則下筆自雅，故古來學問家雖不善書，而其書有書卷氣。故書以氣味為第一，不然但成手技，不足貴矣。”這就說，歷史上的許多人雖然不是專業(yè)的書法家，但由于腹有詩書，所以，彌漫在書法作品中的書卷氣卻是掩藏不住的。在他看來，書法要以“氣味”為先，否在就成為徒然地炫技而少了高貴之氣。在我看來，讀書對于書法藝術有以下幾點意義：

　　一是開視野。中國書法在漫長的發(fā)展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我們要學習書法，這些著作都是應當讀的，例如不讀孫過庭的《書譜》、張懷瓘的《書斷》《書估》《六體書論》等著作，就無法了解唐代書法實踐在實現(xiàn)中國書法質的飛躍中的理論貢獻。那真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歐陽詢的《用筆論》、虞世南的《筆髓論》、唐太宗的《筆法訣》《王羲之傳論》，可謂群星璀璨，絢爛奪目，新論迭出，目不暇接，需要我們認真揣摩研究。從橫向說，今人的許多理論著作如陳振謙的《現(xiàn)代書法史》，還有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當代書法理論家著作叢書》，都是當代人經驗的理論升華，它可以開闊我們的眼界，幫助我們掌握當前書法的生態(tài)形勢，搞清楚自己藝術作品目前所處的方位，從而確定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是提境界。既然書法是一門綜合藝術，那么，僅僅讀書法理論書籍，還是遠遠不夠的。先哲提示我們要下“字外功夫”，在很大程度是要我們讀書法領域以外的許多書籍。這是因為，從哲學角度說，書法是人類對于客觀世界及其關系的一種藝術反映。因此，我們就從孫過庭的《書譜》中讀出了陰陽想輔，五行克生。從美學層面說，書法藝術是人們對于生活的審美經驗和審美表達。從間架結構到章法布局，從水墨語言到線條語言，都凝結著人類尋找美、感知美、表現(xiàn)美的經驗，因此，要學好書法，就要懂得一些美學理論；從文學層面說，書法藝術和文學創(chuàng)作，都是人類傳遞思想和情感的載體，都是以漢字為基礎的書寫，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與書法的關系是內容與形式的關系。蘇軾認為：“文無深意不書”，意思是說，文學借助于書法而得以光彩灼灼。這在《蘭亭序》是最好不過的例子?，F(xiàn)在我們都記著它是書法經典，其實，它更是膾炙人口的散文，可以設想，如果我們今天的書法家都能像王羲之那樣，即場寫就《蘭亭序》，那將會是怎樣的氣象。有了以上幾個方面的儲備，我們對于一件作品就有了理論的判斷標準，從而增加作品的書卷氣。

　　三是美人生。宋代著名書法家和文學家黃庭堅說：“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于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黃庭堅文集》）首先，從生命詩學的意義說，書法是人對于生命價值的表意和抒情，而在古老的中國哲學里，生命是與氣韻聯(lián)系在一起的。“氣”是生命的本源，《莊子》說：“人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宋代哲學家張載認為：“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正蒙·太和篇》）意思是說，氣作為一種物質，在天地自然間升降飛揚，從來不會止息。因此，中國哲學生命論講究的是“氣韻貫通”，氣通則生命勃然，氣阻則百疾生發(fā)。先哲將之引入書法領域，認為書法創(chuàng)作與人的生命運動一樣，只有氣脈貫通，才能翰墨生輝。這樣，書法就成為養(yǎng)生的重要途徑之一，對于打通人體氣血，有著聚集正氣，扶正祛邪的作用。其次，中國哲學，無論是儒家還是到道家，都把“靜”作為人生的最高境界。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在回答“心何以知”時指出：“虛壹而靜”，就是要求人在進入最佳心理狀態(tài)時，必須排除一切雜念，專心致志，這樣，才能不被外物蒙蔽。老子說：“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將“靜”與生命活力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中國書法在它長期的發(fā)展中形成的“靜心、靜目、靜耳、靜手”所謂的“四靜”交臻，正是中國哲學在書法上的表現(xiàn)和反映，反映了人與自然、人與宇宙、人與社會、人與自身心靈的統(tǒng)一。從這個意義上說，書法相伴的人生，必然是幸福的，詩意棲居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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