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閆好麗 圖/李　鵬

　　對人類命運的憂慮與思索，是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重要精神追求，徐復觀將其概括為“憂患意識”。他認為，“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fā)生責任感的表現(xiàn)，也即是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xiàn)”。

　　“憂患”二字連用，出現(xiàn)于《易傳·系辭下》，其中提到《周易》產(chǎn)生于殷周鼎革之際，是憂患意識的萌芽。

　　集體的精神追求

　　先秦時期，憂患意識逐漸成為諸子百家共同的精神追求?！渡袝?middot;周書》篇流露著周公、召公對家國的“無疆之恤”；《詩經(jīng)》中出現(xiàn)了“憂心忡忡”“憂心惙惙”等表達；《論語》則說“君子憂道不憂貧”，在憂貧與憂道之間，君子當堅守道義立場，憂國憂民憂天下。

　　超然物外的莊子，也發(fā)出了“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的喟嘆，孟子更提出了“生于憂患，死于安樂”的終極命題——憂國憂民的意識內(nèi)化為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集體精神品格。

　　百姓疾苦掛心上

　　漢朝文人往往通過奏疏抒發(fā)對百姓疾苦的憂慮。東漢劉陶曾勸皇帝“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要傾聽民眾的呼聲，憂百姓之所憂；魏晉時期諸侯爭霸，三曹、建安七子的詩歌創(chuàng)作對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進行深刻揭露，凝結(jié)為“結(jié)言端直”“梗概多氣”的建安風骨，成為后人追慕效仿的文學典范。

　　到了唐朝，詩圣杜甫“平生一飯不忘君”，“三吏”“三別”《北征》《悲陳陶》等詩，對安史之亂中百姓流離的悲慘景象有細致描寫；中唐時期，張籍、王建的“張王樂府”繼承漢魏樂府傳統(tǒng)，關(guān)注黎民百姓的疾苦與女性的命運。

　　中唐政治黑暗，老農(nóng)辛苦耕種的三四畝山田所收獲的糧食全被沉重租稅收入官倉。糧食在官倉中腐爛，而老農(nóng)家中只剩下鋤頭和空屋，兒子只能上山采橡實果腹，而富商的船中珍珠百斛，連船上的狗也常年吃肉。詩中場景與杜甫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極為相似。

　　趙宋王朝內(nèi)憂外患的現(xiàn)實處境，使得宋朝文人的淑世情懷更為強烈，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倡導超越個人利害得失的憂患意識；陸游寫下“杜門憂國復憂民”，反映著宋朝士大夫的集體價值取向。

　　躬身為民奔走忙

　　這種憂患意識，不僅表現(xiàn)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也凸顯在他們的社會實踐中。蘇軾在“烏臺詩案”后心靈遭受重創(chuàng)，但依然在寫給李公擇的信中坦言：哪怕屢遭貶謫，也不忘為百姓發(fā)聲，替百姓做事。密州出現(xiàn)蝗災時，蘇軾上書請求朝廷賑濟，同時向老農(nóng)請教經(jīng)驗，采取各種措施防治蝗災。杭州發(fā)生瘟疫，蘇軾作為知州堅守一線，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家官辦民助醫(yī)院“安樂坊”，用來集中收治隔離病人。

　　明朝的王陽明不僅是心學創(chuàng)始人，還曾領(lǐng)兵打仗，從政期間打擊官員貪污之弊，積極賑災救荒。他探索新的糧食儲蓄機制——“以商養(yǎng)糧”，新建預備倉用于改善民生。

　　如果說明朝以前“心憂天下”是君子的責任，那么顧炎武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則將對天下的責任擔當推及每一個國人。這句話后來被梁啟超概括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成為晚清救亡圖存的口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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