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考古學系給了我一個能讓我安身立命的誰也帶不走的東西，那就是讀書的能力。它使我能夠在人生中去做自由的轉(zhuǎn)換。

　　湖南留守女孩鐘芳榮是最近網(wǎng)友們熱議的對象。高考總分676分的她，報考了北京大學考古學系。

　　劉耀輝也在網(wǎng)絡上關(guān)注到了這一新聞，2002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的他，現(xiàn)在是青島科技大學傳媒學院特聘教授、著名兒童文學作家。

　　“社會對考古學的誤解和歧視，從這個事件上就充分暴露出來了。許多人覺得學考古的是在和尸骨打交道，但我們卻更喜歡嗅一嗅泥土的芬芳。”劉耀輝說。

　　1995年，劉耀輝考入北大考古學系，對于考古學系的4年本科生涯以及3年研究生生涯，他至今心中充滿感恩。畢業(yè)后，劉耀輝先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青島出版社從事出版工作，41歲時，他選擇回到高校，為自己接下來的人生找到了一方安靜的書桌。

　　這一切的選擇，在他看來，是北大7年學生生涯的深切召喚。

　　以下為劉耀輝的自述：

　　圓滿中的小遺憾

　　我是山東臨沂費縣人，1995年作為我們縣的文科高考狀元考入北京大學考古學系。

　　我在初中時學習成績很糟糕，考了兩次高中都沒考上，最終好不容易勉強入學。去交學雜費的時候，教導主任對帶我交錢的親戚很不屑地說：“這樣的成績讓他來干什么？趕緊回去打工吧。”他當時說話的樣子我到現(xiàn)在都記得，但是我從來沒有恨過他，因為這對年少輕狂的我來說實在是一種激勵。

　　剛進高中的時候我的成績是全校倒數(shù)第一。在幾位好老師的引領下，我開始發(fā)奮努力，三年里從全校倒數(shù)第一逆襲成為全縣第一，可以說完全是靠苦學、苦拼出來的。高考出分的前一晚，我做了一個夢，夢見了我的高考成績，第二天到現(xiàn)場發(fā)現(xiàn)總分跟我夢見的分數(shù)一模一樣，說不清楚為什么，可能是個巧合。

　　我報考的三個志愿分別是北大的中文系、法律系和行政管理系，沒有考古學系，不過我填寫了服從調(diào)劑，結(jié)果就被調(diào)劑到了考古學系。我在青少年時期最大的理想就是考上北大，所以考上北大考古學系對我來說也算是圓滿了，但人生就是這樣，圓滿當中總會有些小遺憾。

　　而且很多時候，小遺憾是值得的——能進入北大讀書，首先徹底改變了我家的經(jīng)濟狀況。

　　上大學之前，我們家是縣里最窮的人家之一。在沂蒙山腳下的那個小山村，父母只能從土里刨食。家里的房子成了危房，父母就用油氈紙搭了防震棚，我們一家人就住在防震棚里。我在讀中學的幾年里特別不理解父母為什么這么怕死：別人家都不防震，只有我們家防震。后來才明白這是他們的一種羞于啟齒的對生活的抗爭——寧愿被別人說成怕死，也不能讓孩子住在隨時會倒的房子里。每年夏天雨季是最難過的，家里沒有一處是干的，如果夜里下雨，那防震棚里用來接雨水的鍋碗瓢盆就會擺得到處都是，全家人都只能坐起來，蜷縮著等到雨停。

　　進了北大，學校的學生工作做得特別細致，老師們富有悲憫心，看到學生經(jīng)濟條件這么差，一定會想辦法提供幫助。入學不久，校方就決定給我頒發(fā)特困生助學金，每年2000元，連續(xù)發(fā)4年，要知道這算得上一筆巨款了，當時我一年的學費和住宿費也不過是1100元，而且學校也全給免去了。當時國家還給大學生按月發(fā)補貼，加上我也經(jīng)常會在課余去打工，做家教、賣飯盒……有了這些錢，我家里的經(jīng)濟條件立馬跟著改善了，兩個妹妹也都不用輟學了，她們后來也都考上了大學。

　　學問的門徑

　　我們這一級，考古學系共招收了20個同學，真正報考考古學系的就一個，而且還不是第一志愿，剩下的19個都是被調(diào)劑過來的。

　　當我們一進入北大，還沉浸在被調(diào)劑過來的小情小緒里的時候，系主任和系里的老師在中秋節(jié)來看望我們。他們對我們講，大家想學考古的話，就好好學，將來一定能成為這個行當里的佼佼者；如果就是不想學考古，那畢業(yè)以后可以轉(zhuǎn)行去做別的，只要大家有了考古學的底子，將來干什么都可以。老師們向我們舉了很多師兄師姐的例子，說他們從北大考古學系畢業(yè)之后在別的行當里也都非常出色。北大的老師們都非常開放，這一番話讓我們明白了學考古路子很寬，將來不一定就非要做考古。

　　我在青少年時期是有文學夢想的，喜歡寫點東西。沒想到命運之手把我推到了考古學系，而北大鼓勵學術(shù)報國的氛圍也深深感染著我，所以我很快就進入了考古的世界，把自己的文學夢想暫時按捺住了。那個時候覺得特別充實，每天上課、吃飯之余，都泡在圖書館，翻看《考古》《文物》《考古學報》之類的期刊，一篇篇學習，一篇篇做筆記。

　　1997年我們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的西周燕都遺址做發(fā)掘工作，野外工作不但風吹日曬雨淋，有時候還要克服一些心理上的不適。當時我負責的探方連續(xù)發(fā)掘了7具明清時代的尸骨，還沒有完全腐爛，味道非常難聞，每一具尸骨都需要極其仔細地清理出來，繪圖，照相，留存資料，這是個非常磨煉耐心的工作。當然也有值得吹一輩子的亮點：全北京第一件考古出土的唐三彩，就是我那年親手發(fā)掘出來的，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花口瓶，當時我還抱著它跟它合了一張影，心里別提有多美了。

　　考古學是文科當中最講求實干的，有“學術(shù)界的仆人”之稱。它要求你一點一點用雙手、用眼睛去和文物對話，去把它們發(fā)掘出來，讓它們重見天日，并去闡述它們背后的歷史文化意義，這是玩不得半點虛假的。考古學也是文科當中最講邏輯的一門學科。

　　我覺得北大考古學系帶給我最大的一筆財富，就是給我指示了學問的門徑，讓我接受了很好的學術(shù)訓練，可以登堂入室了。正所謂一通百通，有了這碗酒打底，此生我做什么工作都不會發(fā)憷，向哪個方向轉(zhuǎn)都覺得沒有問題。

　　北大考古學系每年就招收20個學生，堅持了很多年。平日里感覺老師比學生還多，老師們?nèi)擞侄继貏e好，在北大那是出了名地寵愛學生，和學生交流得也特別多。

　　齊東方教授是我讀大一時的班主任。本科畢業(yè)后保送研究生，我非常堅定地選了齊教授作為我的研究生導師。他的風度、襟懷和學識，各方面都讓我特別仰慕。跟他讀書的幾年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長大后我就成了你”。這也是我為什么會重返校園的原因。

　　齊教授特別不鼓勵我們做舊學問，不希望我們把一本書、一篇文章寫得拒人于千里之外。受到齊教授的影響，我現(xiàn)在也是這樣要求我的學生的。我跟學生說，越是高深的文章，越要寫得通俗，要大開方便之門。舊的學問家，是把學術(shù)做到了書齋里，束之高閣。而我們還是希望學問做出來之后，能夠惠及更多的人。

　　閱讀是安身立命之本

　　研究生畢業(yè)之后，我給復旦大學文博系寫了求職信，可惜沒有回音。于是我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做編輯，希望在考古學的外圍做點兒工作。但命運弄人，我妻子（當時還是我女朋友）在上海嚴重水土不服，最終我們選擇到了青島，我進入青島出版社工作，離我的考古學術(shù)夢想就越來越遠了。

　　從北大考古學系畢業(yè)后，兜兜轉(zhuǎn)轉(zhuǎn)過了很多年，我終于還是禁不住內(nèi)心深處的呼喚，在41歲時回到了高校?；氐较笱浪锏倪@三年，我才真正感到如魚得水。

　　我常常回想，如果我當年沒有進入北大考古文博學院，而是進了大熱的經(jīng)濟學院、光華管理學院，我不知道現(xiàn)在的我會在哪里，也不知道我今天的精神有沒有根。北大考古學系給了我一個能讓我安身立命的誰也帶不走的東西，那就是讀書的能力。它使我能夠在人生中去做自由的轉(zhuǎn)換。我是學考古出身的，但可以做出版社編輯，可以做中文系教員，也可以從事兒童文學寫作，這不是實現(xiàn)大自在了嗎？

　　在大學階段，最重要的就是讀書，學習成績不必非要冒尖兒，但一定要去好好地多讀幾本書。尤其在今天，我們的大學在技術(shù)學院化，日益淪為高級技工養(yǎng)成所。但大學不是培養(yǎng)技工的，而是為這個國家、這個社會和這個民族培養(yǎng)中堅力量的，大學四年若是只學了一門專業(yè)技術(shù)，那對國家發(fā)展、社會進步和民族自強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考古學本來就有點文化精英的使命感在里頭。文物是國家的根脈，守住根脈，我們才會有文化自信，所以說學考古、做考古是非常有意義的。

　　今年6月份，我的兒童文學作品《野云船》入選了2020“我最喜愛的童書”，得知這個消息，北大同學群里非常熱鬧，老師們也出來說話。我的授業(yè)恩師之一徐天進教授曾經(jīng)對我說，你現(xiàn)在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了，可別忘了你是考古學系出來的，還要為考古做點事，能不能把考古的學術(shù)資源引入到兒童文學里去，也來抗衡一下當下一些流行作品給考古帶來的一些不良的影響，從孩子們小時候就來正本清源，讓他們知道真正的考古是什么樣的。這非常有難度，但我還是非常想去做這一件事，它非常有意義。

　　（本刊記者張雅喬據(jù)劉耀輝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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