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德海

　　一

　　愛因斯坦《論古典文學》里寫道：“有的人只看看報紙，最多也不過再讀一些當代作家的書，這種人，在我看來，正像一個極端近視而又不屑戴眼鏡的人。他完全依從他那個時代的偏見和風尚，因為他從來看不見也聽不到別的任何東西。一個人要是單憑自己來進行思考，而得不到別人的思想和經驗的激發(fā)，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他所想到的也不會有什么價值，一定是單調無味的。”

　　如果只讀當代作品而不讀經典，價值觀形成會受限于時代的偏見和風尚，人的思想容易變得單薄，經不起復雜社會情形的檢驗。不過問題并沒有解決，接下來要追究的是，經典提供了什么特殊的東西，讓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還是用愛因斯坦的話來回答吧，“一個世紀里，具有清澈的思想風格和優(yōu)美的鑒賞力的啟蒙者，為數(shù)很少。他們遺留下來的著作，是人類一份最寶貴的財產”。

　　這些寶貴的財產經過人世淘洗，穿透了時間來到我們眼前，卻又帶著過去時代的氣息，因此遠比流行讀物豐富深厚，我們能從中吸收的營養(yǎng)也就多太多了。像卡爾維諾《為什么讀經典》中說的：“經典作品是這樣一些書，它們帶著先前解釋的氣息走向我們，背后拖著它們經過文化或多種文化（或只是多種語言和風俗）時留下的足跡。”

　　怎樣讀經典呢？很難。一種是認為自己比作者高明，可以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甚至批評作者。這是把作者當對手，換來的是雙方的勝負關系。一種是認為作者的用心沒辦法弄明白，讀的人只要從書里找到適合自己發(fā)揮的東西就行了，用不著深入追究作者本人的意圖。這是把作品當材料的方式，導致的是經典和普通作品沒什么兩樣，人類能夠達到的某些高度就在這里被消泯了。這兩種方式，讀前讀后，雖然好像多出了點什么，但讀的人還是原來的那個，不會取得較大的進步。

　　還有一種讀經典的方式，就是讀出每一部書的意義來。深入一點說，這種方式是努力摸索作者的用心，嘗試像作者那樣來理解作者。這樣的閱讀方式，就不是研究（learn about）一本書，而是學習（learn from）一本經典，把經典當作老師來對待，以此來檢驗自身的局限。我們讀經典，恐怕就是為了學習吧，用經典來校正自己的平庸和狹隘，開拓我們的視野和心胸，希望有機會跟著作者走向更深更遠的地方，看到更獨特更壯麗的景致。如果讀來讀去只不過讀出來一個自己，那讀書的益處恐怕也就非常有限了。

　　經典雖然精深優(yōu)美，但因為涉及的問題復雜多樣，閱讀的難度也隨之增強，這怎么辦才好呢？法國哲學家阿蘭提到過克服困難后的收獲：“艱難的問題，給人的快樂更強烈。就如讀一本鋼琴曲譜吧，開頭的幾課一點兒也不覺得有趣，它首先要求懂得耐煩。這就是為什么你不可能使學生像嘗蜜餞那樣嘗一嘗科學和藝術的味道。人是靠辛苦的陶冶而成其為人的。他必須自己去贏得自己的真快樂，他必須自己配得上這快樂。先付后收，這是規(guī)律。”為了更強烈的快樂，是不是值得試試克服困難呢？這個克服的過程，需要耐煩，也需要辛苦的陶冶。

　　經典雖然精深優(yōu)美，但因為涉及的問題復雜多樣，閱讀的難度也隨之增強，這怎么辦才好呢？在《書讀完了》里，金克木列舉了一批古今中外的基本經典后，接著談到的便是閱讀的難度：“一個大問題是，這類濃縮維他命丸或和‘太空食品’一樣的書怎么消化？這些書好比宇宙中的白矮星，質量極高，又像堡壘，很難攻進去，也難得密碼本。”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有克服困難的捷徑，不過金克木給出了一個克服困難的方案，認為閱讀經典需要入門向導和講解員：“入門向導和講解員不能代替參觀者自己看，但可以告訴他們怎么看和一眼看不出來的東西。我以為現(xiàn)在迫切需要的是生動活潑、篇幅不長、能讓孩子和青少年看懂并發(fā)生興趣的入門講話。”我這次有意把剛剛寫完的《史記》文章再寫一遍，就是想試試看，能否換個方式，試著充當一下這樣的入門向導。

　　二

　　起碼現(xiàn)在來說，司馬遷的《史記》是經典，這沒有什么疑問吧？不過，《史記》經典地位的確立，是經歷過一番波折的，甚至差點沒能好好傳下來。或許，這就是很多偉大作品的命運吧，要等不短的一段時間，環(huán)繞杰作的耀眼光芒逐漸消退，后世才能將其辨認出來。尼采《敵基督者》前言里寫過這個的意思：“本書屬于極少數(shù)人。這些人中也許已經沒有誰還活著……我怎么可以讓自己混同于今天已經長出耳朵的人？唯有明天之后才屬于我。有些人死后才出生。”不管怎么看，司馬遷大概算得上死后才出生的人。

　　最早在著作中評價《史記》的，是晚生于司馬遷近百年的揚雄，他在《法言》中說：“或曰，《周官》曰立事，《左傳》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這里的《太史遷》，指的就是《史記》，與之并列的是經書《周官》和《春秋》三傳之一的《左傳》。東漢桓譚則在《新論》里說：“通才著書以百數(shù)，唯太史公為廣大，余皆叢殘小論。”說學識廣博的人著書，只有司馬遷包羅萬象，其余的卑卑不足道。稍晚于桓譚的王充，也在《論衡》里大加贊美：“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云，河漢也，其余涇渭也。”所有的漢代著述，只有司馬遷和揚雄堪稱浩瀚的黃河與漢水，其他的不過是規(guī)模小很多的涇水和渭水。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揚雄比較性地提出了《史記》的實錄特色，但上面三個人并沒有說這是一部歷史書，后兩者更是籠統(tǒng)地稱之為“書”。到班固的《漢書·司馬遷傳》，才把《史記》的“實錄”和司馬遷的“良史之才”聯(lián)系起來：“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稱贊《史記》擅長講述事情的道理，明辨而不華麗，質樸而不鄙俗，秉筆直書，記事經得起核實，不憑空贊美，也不掩飾過錯，所以稱作實錄。這里說的實錄，跟揚雄本來的意思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已經是對歷史書的評價基點了。

　　兩漢之后，人們對《史記》的評價越來越高。東晉葛洪在《西京雜記》中，幾乎重復了班固的話：“司馬遷發(fā)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到隋代，《史記》在某個范圍內的傳授已成慣例，如《隋書·儒林傳》云：“（包愷）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到唐代，不用說韓愈、柳宗元這些文章高手的推崇，官方也把《史記》列入考試項目，“于是立三史科及三傳科”，其經典的地位已然相當穩(wěn)固。自此之后，從官方到民間，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史記》的重要性。

　　如果非要給《史記》一個經典序列中的明確位置，我認為，宋代鄭樵《通志》總序的話最有代表性：“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后，唯有此作。”也就是說，除了作為經書的《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外，《史記》不只是排在傳統(tǒng)歷史著作的最前面（二十四史之首），而是要排在整個中國經典序列的最前面。

　　《史記·孔子世家》贊語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司馬遷讀孔子的書，就想象孔子這個人是怎么樣的。現(xiàn)在，我們大體講過了《史記》經典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也初步意識到了《史記》的卓越，是時候來想一想，寫這本書的司馬遷到底是什么樣的人了。

　　三

　　了解司馬遷的基本生平，目前最為可靠的差不多只有兩篇文章，一是《史記·太史公自序》，一是《漢書·司馬遷傳》。大家更熟悉的《報任安書》，就收在《司馬遷傳》中（后來《文選》也收了，文字微有差異）。遺憾的是，這兩篇文章都沒有給出司馬遷的具體生年，甚至連司馬遷字子長也沒有相關信息。后世能夠推斷司馬遷生年的重要材料只有兩條，可惜這兩條材料給出的數(shù)據相差十年，因此，目前司馬遷的生年有兩說，一是漢武帝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一是漢景帝中元五年，即公元前145年。至于司馬遷的字，則因為揚雄、張衡、王充都在作品中提到過，才沒有太多的人懷疑。

　　有意思的是，盡管《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傳記都沒有寫到司馬遷的生年，但他們的起筆，都相當自然地追溯了司馬家族的世系起點，也就是回到司馬氏很早很早的祖先那里——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后，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把司馬家族的世系定在顓頊時期，乍看讓人覺得奇怪。雖然顓頊在《史記》開篇的《五帝本紀》中位列第二，但司馬遷確定的記述起點是黃帝，所謂“余述歷黃帝以來”，為什么不索性選黃帝時期作為自家世系的起點呢？既然選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司馬遷肯定有自己的理由。

　　顓頊的時候，發(fā)生了一件對中國歷史來說無比重大的事，那就是“絕地天通”。司馬遷熟悉的《尚書·呂刑》中說：“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顓頊命令重和黎隔斷人跟“天”的溝通，于是災難不再降臨。這里的絕地天通，不是說顓頊之前人真的能登上天去（后來很多人這樣認為）。隔斷人跟“天”的溝通，也并不是說地上的任何人此前都可以直接跟“天”溝通，而是當時擁有豐富知識的“巫”（在地上的人這一邊），不能再隨意跟“天”溝通。

　　巫的意思經過很大的古今演化?，F(xiàn)在提到巫，幾乎都是降神通靈之類的迷信之士，但古代不是這樣。越早期的巫，擁有的就越是至高的權力和讓人崇敬的文化。用陳夢家的說法，“古者宗教領袖即是政治領袖”，或者用李宗侗的說法，“最初無所謂政權教權的分別，王即是巫”。也就是說，早期的巫和王是一體的，形成的是巫—王統(tǒng)一體。

　　同時，巫也掌握著近乎全備的文化。童恩正說：“在原始社會里，巫是氏族的精神支柱，是智慧的化身，是靈魂世界和現(xiàn)實世界一切疑難的解答者。很多后世分化出來的獨立的科學，如天文、歷算、醫(yī)學、法律、農技、哲學、歷史，以及文學和藝術的各種形式，包括詩詞、歌詠、音樂、舞蹈、繪畫、神話傳說等等，當時都是由巫所掌握。”這個意義上的巫，很像一個部落乃至民族的基因儲存器，包含了后世文化發(fā)展的各種萌芽。

　　在所有文化中，巫最需要精通的是天學，也就是跟天相關的知識。天學為什么重要呢？從具體來看，如金克木所言：“仰觀天文就可以俯知人事。這是古人無論上等人下等人讀書不讀書都知道的。因為離了天就不知道春夏秋冬和東南西北，算不出日、月、季、年。”從跟人的關系來看，“古人將人間投射到天上，但同時也是將天上投射到人間。不僅是日食、彗星等災變天人相應，如《漢書·五行志》中的大量記載，由天象也可以想到人間”。如此重要的知識，作為全備文化體的巫，當然要首先掌握。

　　巫—王既要溝通天地，又要管理社會事務，人群范圍小尚堪應付，一旦涉及的區(qū)域擴大，這個統(tǒng)一體便無法很好地完成工作，勢必需要分離。王當然不會讓很多巫來掌管跟天有關的事務，那會降低他的人間聲望。于是，上面提到的“絕地天通”就出現(xiàn)了——絕大多數(shù)的巫不準再妄測天意，但王也不能全然放棄擁有極高權威的天學專門人士，因此特許某些人仍可以溝通天地。顓頊特許的人，正是司馬遷追溯的祖先重、黎。這一族歷代掌管天學相關的事務，雖然遭遇過中斷，但總體上到商代還算是“世序天地”。

　　四

　　有個疑問不得不提，司馬遷作為現(xiàn)在幾乎最知名的歷史學家，怎么會把自己的世系追溯到跟天學相關的人（“巫”）身上去？后來作為太史令的司馬談、遷父子，追溯的祖先不更該跟歷史記載之類的職業(yè)有關嗎？史的“記事者也”身份也更符合他們的起點，遠紹重、黎有什么特殊理由呢？不用太著急，《太史公自序》接著上面那段話，馬上就講到了“史”——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

　　司馬家族走過傳說時代，來到了記載漸漸清晰的周，有名于當時的是程伯休甫。程伯休甫主要活動時間是在周宣王（前827—前782在位）期間，《詩經·大雅·常武》寫到過他?；蛟S就是這個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時失去了家族世代相守的職掌天地之官，變成了主管武事的大司馬，并自此以官名為氏。程伯休甫去世后，司馬家族的人不再繼任司馬，于是重操舊業(yè)，“世典周史”。不過，另有一種兼?zhèn)涞那闆r，如《史記索隱》所言，“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是先代兼為史”。也就是說，即便在程伯休甫擔任大司馬的過程中，司馬家一直有人熟習舊業(yè)，從未離開史官的位置。

　　那么，史官究竟做些什么呢？眾多說法中，影響最大的是《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在許慎看來，“史”并非指史書，而是指史官，正是記錄者的意思。那么，史官真的只是抄寫抄寫歷史記錄，記載記載當下發(fā)生的重要事情嗎？根據各種傳世材料，陳錦忠將史官的功能分為兩類十八項，跟天事相關的有神事、祭祀、祝告、卜筮、歷數(shù)、天象、災祥、喪禮，跟政事相關的有冊命、聘問、約劑、刑法、盟誓、征伐、籍田、射事、典藏、譜系。戴君仁化繁為簡，將之概括為五類，即司祭祀、掌卜筮、管星歷、司冊命、記事。無論用上述的哪一種分類，記事都只是史官功能的一種，占不了太大的比重。

　　把前面提到的各種職能合起來看，差不多就會發(fā)現(xiàn)，史官幾乎承擔了所有與文化相關的職能。那么，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測——起先，巫是總體性的文化集合體。巫—王（政—教）分離之后，巫是總體性的文化司掌者。巫的功能進一步分化，后世所稱的各類官吏如士、史、工等就逐漸衍化出來，如李宗侗所言，“最初的官吏皆出自巫，等于最初的政權是出自神權一樣”。史官與其他官員一樣，來源于政教全備系統(tǒng)中的巫。更值得注意的是，“史至東周時，其職務仍與巫難有所分。亦即說，史與巫祝同時掌理天人之間各種事務。若往前推，史之職務，只能與巫祝更近，且更進一步”。史官既然可以與巫并舉，其職能幾乎涉及所有的文化形態(tài)，也就不讓人奇怪了。

　　不妨重復一下前面的話——史官處于巫再次分化之后的首要位置，幾乎就是巫全備文化系統(tǒng)的繼承者。隨著時間推進，史官的職能逐漸減少，地位也一步步下降。雖然無法把這個過程準確到代地描述出來，但仍可以看到較為明顯的變化過程，如李宗侗所言：“史之初義為史官，而其職權凡三變?？側珖磺兄嘟虣?，最初之職務也。……后漸演變，因政權與教權分離，天人之際屬于教權范圍，故史官職權縮小，只包括天人之際的事務及其記載而不能參與政權，此第二階段也。只以著國史為事，此第三階段。亦即后世對史官之普通觀念。蓋時代愈后史官之權愈小，愈古權愈廣，明乎此，方能知史之真諦。即以地位而言，亦最初極尊，而后轉卑。”如果沒有看錯，司馬談、遷父子恰恰處在史官地位由第二階段轉向第三階段的過程中，由尊轉卑的速度正在加快，地位早已無法跟自己無比受人尊崇的先祖相比。

　　五

　　從以上情形推測，司馬遷追溯世系起點的時候，對自己祖先曾職掌天學或作為史官，肯定懷著無比復雜的心情。否則，他怎么會在《報任安書》中說，“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yōu)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古代帝王分封諸侯、功臣時，以竹符為信證，剖分為二，君臣各執(zhí)其一，這是“剖符”。丹書則是帝王賜給功臣享有免罪等特權的證件，可以世襲。作為太史的談、遷父子呢，已經類似“卜祝”也即負責占卜和祭禮的官，幾乎要跟倡優(yōu)并論，連流俗的人都看不起。

　　不過，這些只是我們的猜測，或許看慣歷史興衰的司馬遷早已波瀾不驚。追溯完自己的祖先，他調轉筆頭，開始回顧自己更近的家族統(tǒng)系。這是一個更為具體、恐怕也更為讓人起盛衰之感的過程——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wèi)，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wèi)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論顯，蒯聵其后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于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于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于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巿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

　　惠襄之間，也就是周惠王（前676－前652在位）、周襄王（前651－前619在位）時期，已經是春秋時代。當時變亂經常發(fā)生，子頹和叔帶的叛亂就是其中較大的兩次。作為中央官員的司馬家族受到波及，他們只好“去周適晉”。去了晉國的司馬家族，情形每況愈下。公元前621年，晉襄公卒，隨會入秦迎接作為人質的公子雍繼位，司馬家的人一同出發(fā)。沒想到，派隨會入秦的趙盾改了主意，決意擁立公子夷皋，發(fā)兵阻擋公子雍回歸。隨會只好奔秦避難，后來又曲折地回到晉，任中軍統(tǒng)帥。跟著隨會至秦的司馬氏，卻沒有這樣幸運的戲劇性轉折，他們奔秦后再也沒有回去，定居在秦的少梁（今陜西韓城一帶）。跟隨會奔秦的司馬氏，正是司馬遷一族的本支。

　　寫過文章的都知道，涉及總體性的問題相對容易，一旦涉及岔路，很多時候就困難重重。司馬遷交代完這些，忽然筆鋒一轉，寫起（相對自家這支來說的）司馬氏旁支。分散在衛(wèi)國的一支，曾有人做過小國中山的相。去趙國的一支，或許是受到程伯休甫的鼓舞吧，習于武事，“以傳劍論顯”。傳劍的這一支，后來有一個很知名的司馬蒯聵。接下來，文中穿插了幾位在秦的司馬家族人物，然后又回到蒯聵，其玄孫司馬卬，在秦末成為陳勝部下武臣的將領，經略殷的舊都朝歌。秦滅，諸侯爭相稱王，項羽封其為殷王。

　　文中再次提到司馬氏入秦的一支，也就是司馬遷這一族，離隨會奔秦已經有三百多年了。這次出現(xiàn)的耀眼人物，是跟赫赫有名的張儀爭論的司馬錯。秦惠王準備伐蜀，張儀說“不如伐韓”，司馬錯則站在惠王這邊?；萃踝屗抉R錯帶兵平蜀，果然也就成功了，便讓他留在那里鎮(zhèn)守。司馬錯的孫子司馬靳，是秦國名將白起的手下，曾跟他一起坑殺降卒。等到他們凱旋，卻被秦王賜死。司馬靳的孫子司馬昌，是秦始皇時主管鐵產的官員。司馬昌的兒子司馬無澤，是掌管長安四市（集市貿易）的市長之一。

　　自周至漢，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司馬家族都有相對杰出的人物，幾乎覆蓋了顯性的文化板塊。這樣寫，是否表明《史記》涉及這些領域的合理性呢？很難說。時間很快來到了司馬遷的祖父司馬喜這里，雖然司馬喜沒什么特別的表現(xiàn)，但對司馬遷來說，起碼曾祖和祖父的葬地，已經有了明確知曉的地點。接下來，將是司馬談、遷父子的舞臺了。

　　六

　　司馬遷寫自己家族，從周宣王到漢初，其間六百年，人物眾多，卻只用了不足三百字。那些書寫之外的巨大空白，像充滿誘惑的歌聲，吸引著善于思考的人去破解其間的秘密。如果一個人心中有條完整的文化長河，他寫下的每一處文字，都應該是這條長河的全息影像，收起來仿佛是斷續(xù)的片段，展開就是萬里長卷?；蛟S，司馬遷心目中就有這樣一條長河吧，我們沒有足夠的智識去復原他心中綿延的流水，卻也不必為文字的簡省苦惱，就跟著時代的變化，把看起來破碎的一切，重新拼成一條長河如何？像司馬遷寫到父親的師承，也不過是寥寥數(shù)筆，卻顯現(xiàn)為某種文化整體——

　　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

　　即便寫到自己的父親，司馬遷也只交代了他的任職情況，也就是他們父子相繼的官位，重頭戲是說明司馬談的學問來源。有意思的是，這一來源的首要位置，給的是唐都。結合司馬遷對家族世系起點的追溯，唐都的位置非常重要。據《史記》記載，唐都既能夜觀星象，又能精細測定二十八宿之間的距離，并曾經參與國家級的歷法制作，其天文歷法之學當然是一流水準。除了是司馬談的老師，唐都還跟司馬遷一起參與了太初改歷，應該是高壽之人。

　　接下來寫的，則是司馬談的易學傳承?！妒酚?middot;儒林傳》：“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楊何之家。”這條線索，看起來非常整齊，但自商瞿至田何，中間缺了五代。漢興之后，原屬齊國的田何遷到長安，自此才真正有了連續(xù)記載的易學傳承，路線是田何傳王同，王同傳楊何，楊何傳司馬談。易學是中國傳統(tǒng)中最關注整體的學問，或許正因為談、遷父子有此傳承，才有《史記》的偉大成就。

　　再接下來，是學習“道論”，也就是道家理論，傳統(tǒng)稱為黃老之學。《史記·儒林傳》，記下了一則耐人尋味的故事：“（轅固生）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

　　黃生說，歷史上的商湯和周武王并不是受命，而是弒君篡位。轅固生則認為，桀紂不得民心，湯武則是天下歸心，當然是受命。黃生隨后指出，桀紂是君，湯武是臣，既如此，誅其人而代其位就是弒。至此，討論還在學術范圍內，接下來轅固生的話，引入了高帝代秦這一漢的立國合法性問題，就不免有些生死相搏的意味了。明智如黃生，到這里就應該明白，對話已經沒法繼續(xù)（同意這說法是自己立論失敗，反對這說法則表明漢家也是弒）。審慎的漢景帝也沒有輕易表態(tài)，只以馬肝為喻，制止了這場爭論。漢景帝提到馬肝，是漢代時認為馬肝有毒，吃了的人容易中毒身亡。在歷代君王里，景帝應該算處事相對溫和的，否則，黃生的性命當時大概就堪憂。

　　七

　　天官之學、易學和黃老之學，幾乎可以說是司馬遷父子當時最根本的學問。前面已經說過天學的重要性，易學因為關涉整體也極為重要，即便被稱為道論的黃老之學，在當時也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那時候，還沒到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歷史時期，漢代宮廷更為推崇的是道家的休養(yǎng)生息之術。更何況，司馬談跟隨的老師，幾乎是這三門學問中的頂尖高手，他能獲得的教益應該是非凡的。不過，沒有人開始就能直接學習這樣高深的學問，即便天賦異稟如司馬遷，也得從最簡單的地方起步，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往上走——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

　　繼前面的“司馬氏世主天官”和“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之后，司馬遷再次提到天官。太史公的主要職能，不是具體地管理百姓，而是更多地跟天相關，要根據天象運行對歷法提供專業(yè)意見，要清楚祭祀及各項重大禮儀的宜忌，還要記錄國家的陰陽災異?？吹竭@里，我們大體也就能夠明白，為什么司馬遷要把自己家族的世系追溯到絕地天通時的重、黎，也就明白為什么他會把唐都作為其父師從者的第一位了。接下來“有子曰遷”，雖然有意借用了《易經》“有子考無咎”（有子能成就先人之業(yè)），但司馬遷顯然沒有神化自己。

　　上面已經提到過，司馬遷不但沒有寫到自己的生年，也沒有寫自己的表字，不過，好在他提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龍門?！独ǖ刂尽罚?ldquo;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按：經過）黃河，夏禹所鑿者也。”《三秦記》：“每暮春之際，大魚集龍門下數(shù)千，不得上，上者化為龍。”對文獻和傳說都有興致的司馬遷，應該熟悉上面的說法吧？不管是圣王大禹，還是魚躍龍門，是否都隱含著司馬遷對自我的某種期許？這個對自身滿懷期許的人，孩童時期就在這塊土地上耕牧，也就是從事耕種和畜牧。我自己更感興趣的是，司馬遷童年時的教育是怎樣的。非常可惜，除了“年十歲則誦古文”這七個字，他沒有給我們任何多余的材料。

　　秦漢時期，中國的蒙學教育已經有教材、有組織，家庭教育也初步定型。當時兒童的學習內容，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識字，一類是算術及其他基礎知識。當時較通用的識字教材是《蒼頡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共收三千三百個常用字。此篇開首謂，“蒼頡作書，以教后嗣，幼子承諷，謹慎敬戒”，教材的特征非常明顯。除用通行隸書寫就的《蒼頡篇》，司馬遷應該還需要學習用大篆書寫的《史籀篇》，甚至還要進行更復雜的認字和書寫訓練。后者并非當時的通行教育，更多是作為史官的職業(yè)所需。

　　識字之外，當時的兒童還需要學習其他內容，如計時、算術、地理等方面的基礎知識。東漢崔寔《四民月令》有“硯冰釋，命幼童入小學，學篇章”句，注云，“篇章，謂《六甲》《九九》《急就》《三倉》之屬”。石聲漢《校注》中說：“其中《急就》《三倉》等字書，應當學會書寫，《九九》是算學初步，僅僅書寫不夠，必須領會、熟練。”近世發(fā)掘的簡牘中，九九乘法表和習字材料往往同時出現(xiàn)，正說明漢代初級教育識字和算術并行的事實。司馬遷成年后能夠參與改歷，并留下推算精密的《歷術甲子篇》，算術基礎應該不錯，否則難以具備歷法推步所需的較好的計算能力。

　　初步教育完成，就進入了較為高級的學習，所謂“年十歲則誦古文”。王國維認為：“太史公修《史記》時所據古書，若《五帝德》，若《帝系姓》，若《諜記》，若《春秋歷譜諜》，若《國語》，若《春秋左氏傳》，若《孔子弟子籍》，凡先秦六國遺書，非當時寫本者，皆謂之古文。”也就是說，司馬遷所謂的“古文”，是以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成的古書。鄭慧生也說：“這古文，是詰屈聱牙的上古典籍，不通過口語化的訓釋一般人所不易理解的。司馬遷‘年十歲則誦古文’，在古文訓釋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些典籍中的主要部分，不是古代的文書資料，而主要指已經逐漸形成的經典。

　　通過上面的綜合分析，我們大體可以知道，十歲左右，司馬遷已不再局限于學習用“今文”即隸書抄就的教材，也沒有被算術的基礎科目難住，而是開始識讀較古的文字（“古文”），打下了堅實的訓釋基礎，能獲得并閱讀屬于經典系統(tǒng)的書籍，相當程度上超越了只學習基本文化技能的同齡人。讀書面的拓展，讓司馬遷有了更開闊的時空視野，那個在河山之陽耕牧的少年，身體和腦力都慢慢成熟起來，即將走向更廣大的世界。

　　【責任編輯李慧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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