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使用文字是判斷人類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尺之一。古人曾將文字“書于竹帛，鏤于金石”，但直到紙張出現(xiàn)，人們才有了更豐富的記錄方式以及更便捷的傳播形式。而印刷術(shù)的問世，則將書寫的歷史又推進了一步，讓文字及其所蘊含的精神能夠被大規(guī)模地傳播。歷史上在成都以及巴蜀其他地區(qū)生產(chǎn)的蜀紙、蜀刻本十分受歡迎，是文人墨客爭相購買甚至作詩贊頌的產(chǎn)品。它們有何特別，又為什么會如此搶手呢？

　　種類繁多

　　紙被發(fā)明以后，成都的工匠們看準時機，迅速利用城市資源發(fā)展造紙業(yè)。溫和的氣候、充足的水源以及盛產(chǎn)蜀麻的特點，都為這個新興產(chǎn)業(yè)提供了優(yōu)越的條件。成都曾一躍成為當時位居全國前列的造紙中心，質(zhì)地精良的蜀紙也成了風行全國的搶手貨。

　　成都所產(chǎn)的紙張種類繁多。其中“益州麻紙”便是朝廷專用的貢紙，除了書籍所用，還用來抄錄皇帝詔令、官府文書等，被形容為“滑如春冰密如繭”，足見其質(zhì)量之高。僅唐玄宗開元年間，每月光掌管圖書典藏、修撰工作的集賢院就要消耗“蜀郡紙五千番（張）”，可見其需求量之巨。

　　除此之外，成都的皮紙也非常有名。皮紙是以樹皮為原料制成的紙，最為著名的是用芙蓉樹皮所制的“薛濤箋”。

　　這是一種彩色紙，相傳為唐代成都著名女詩人薛濤所發(fā)明，箋色深紅，精美雅致，深受文人喜愛。

　　蜀人在造紙技術(shù)上的不斷精進，為后來雕版印刷業(yè)在成都的興盛鋪就了道路。

　　催生雕版印刷

　　商業(yè)繁榮、文化興盛、造紙業(yè)發(fā)達，這三方面因素共同催生了雕版印刷這一新興的行業(yè)。成都很快就成了全國最主要的印刷中心之一。

　　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就出土于成都望江樓唐墓中，而現(xiàn)藏于大英博物館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jīng)》（簡稱《金剛經(jīng)》），則是目前世界上現(xiàn)存最早的有明確刊印日期的雕版印刷品。其中有多處注明“西川印本”“西川過家真印本”，說明它是地道的蜀刻本。

　　雕版印刷在成都的興盛與隋唐時期巴蜀文化的興盛關(guān)系密切。唐代是文化高度繁榮的時期，也是巴蜀文化的一個高峰期。特別是中唐以后，北方戰(zhàn)亂，而蜀地則相對安定，大批文人相繼入蜀避亂。很多文人希望把自己的作品刻印成書籍廣為流傳，從而促進了蜀地雕版印刷業(yè)的發(fā)展。

　　成都所刊印的蜀刻本不僅廣泛流傳于國內(nèi)，甚至遠銷海外。865年，日本入唐高僧宗睿回日本時攜帶的圖書中，就有西川印子所印刷的《唐韻》和《玉篇》。

　　到了宋代，官方更組織鐫刻了《宋開寶刊蜀本大藏經(jīng)》（簡稱《開寶藏》）。這是我國刊印的第一部佛經(jīng)總集，由宋太祖趙匡胤專門派遣官員到成都督造雕刻。這項刻印活動是出版史上空前的大事，歷時12年，共刻版13萬塊，達4860萬字。印出來的《開寶藏》堪稱巨著，還被皇家當作國禮送給高麗、日本、西夏等。宋時蜀刻甲天下

　　宋代是我國雕版印刷的黃金時代，各地學子買書的需求大增，從中央到地方都開始大力發(fā)展雕版印刷業(yè)。

　　當時，成都、杭州、開封、建陽（今屬福建省南平市）都是國家印刷中心，所出刻本不僅版式精致、字體優(yōu)美、墨色純凈，而且校勘嚴格，錯漏極少。蜀刻本更是獨領風騷，版面開闊疏朗、字體遒勁厚重、印紙潔白堅韌，獲得了“宋時蜀刻甲天下”的美譽，一度成為與蜀錦齊名的名優(yōu)特產(chǎn)，銷往全國各地。

　　成都的印刷業(yè)又有官刻、家刻、坊刻之分。

　　官刻就是由官府組織人力來刻印書籍，代表著成都印刷業(yè)的最高水平。

　　家刻則指私人自行刻印書籍。家刻的作品往往校訂細致，質(zhì)量也很高。那會兒，蜀地的藏書家動輒藏書上萬冊，他們有的期待以此教育自家子弟，求取功名，有的修筑藏書樓，像公共圖書館一般，起到了教化鄉(xiāng)民的作用。

　　坊刻是指由書商、書坊刻印書籍，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刻印的多是實用類書籍。現(xiàn)在有實物可考的書坊有“成都府樊賞家”“龍池坊卞家”“西川過家”等，那些赫赫有名的出版商看來非常有版權(quán)意識，他們都很有遠見地把自家的名字早早地刻寫在了世界出版史上。

　　蜀紙和蜀刻本為千年前的中國人開闊了視野，從中汩汩流出的文化營養(yǎng)，至今仍然浸潤著我們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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